二房的夫人，也就是陆宴的母亲，却是商户人家的女儿。她性子软，耳根子也软，在大嫂面前从来直不起腰来。大嫂说什么，她便信什么，从不敢反驳半句。

陆宴小时候读书极好，先生曾说他若走科举之路，也是有出息的。那时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还在油灯下练字，手指磨出了茧子也不觉得苦。

他想的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让母亲在人前也能挺直腰板。

可伯母一句“家里的生意总要有人打理”，便把他的前程定在了算盘和账本上。

母亲没有替他说一句话。

在大嫂面前，她从来只有点头的份。那天伯母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母亲坐在旁边，笑容僵硬了几息，最终只是低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父亲陆崇武是个老实人，对大哥的话从不怀疑。大哥说让陆宴学经商，他便让陆宴学经商。他觉得这是大哥对自家儿子的信任，是好事，甚至为此高兴了好几天。

“阿宴，你伯父说了，让你跟着我学做生意。这是看重你，你要好好干。”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欣慰。

陆宴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

不是不想，是不能。父亲对伯父的敬重、伯父对父亲的恩情，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牢牢罩住。他要是不肯，就是不知好歹，就是不顾大局，就是毁了陆家几十年的和睦。

所以他放下了书，拿起了算盘。

那年他十四岁。

从那天起，陆宴就知道，他的人生不是自已的。他的婚事，自然也不是自已的。

伯母早就打好了算盘。她娘家有的是侄女，把陆宴和她侄女凑成一对，既能让二房承她的情，又能把二房更牢地绑在大房这条船上。这样一来，二房永远是大房的附庸，永远翻不了身。

母亲听了，非但没有反对，反而欢喜得很。她觉得大嫂是官宦人家出身，眼光高，她看中的人自然错不了。况且能和大嫂娘家做亲，那是陆家的体面，也是二房的福气。

“阿宴，你伯母一番好意，你可不能辜负了。”母亲这样对他说，语气温柔而笃定，像是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没有商量的余地。她甚至已经开始盘算婚期，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春天，趁天气好把喜事办了。

陆宴看着母亲那张满是笑意的脸，忽然觉得很累。

他想说，娘，我不愿意。

可他看见母亲眼角的细纹，看见她在伯母面前小心翼翼赔笑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不想让母亲为难，也不想让伯母难堪。更不想因为自已的抗拒，打破这个家维持了几十年的“和睦”。

所以他拖。

一年又一年，伯母催了几次，他都以“铺子里忙，过两年再说”搪塞过去。伯母虽有不悦，却也不好硬逼——毕竟陆家的生意，确实离不开他。她是聪明人，知道逼急了，对她没有好处。

可这个借口，还能用多久？陆宴自已也不知道。

陆宴靠在窗框上，望着天边最后一点月光，长久地沉默着。

夜风越来越凉，吹得他的衣袍猎猎作响，他却像是没有感觉。

他想起方婉。想起她坐在方家堂屋里，脊背挺得笔直，端着茶碗的手指白皙修长。她不卑不亢，不惊不喜，像一株竹子，扎根在泥土里，却让所有人抬头仰望。

她也是身不由已的人。

父亲骤逝，母亲软弱，弟弟年幼，她只能用自已的婚事换一家人的安稳。

她嫁给宋实，或许不是因为喜欢，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吧。

陆宴忽然觉得，他和方婉，是一样的人。

只是他被困在陆家这座大宅里，她被困在那个小院里。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隔着几十里路，却是一样的身不由已。

他想帮她，或许就像帮自已。

陆宴靠在窗框上，望着天边最后一点月光，长久地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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