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他已经担任“复兴社”总社副书记。到了

1936

年，他成为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受命调查研究德国警察、情报组织及欧洲各国动向，到欧洲留学考察。等他回国之后，受到了蒋介石的关注，便把他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让他任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

8年。因为他工于心计，老谋深算，深得蒋介石、蒋经国的器重。而且在国民党内长期从事军警情报工作，素有军统“智多星”之称。他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有时也表现了民族气节。比如

1937

年秋，他应邀参观德军演习，在演习结束后的酒会上，拒绝了日本武官阿喜马要求合作的提议，对日军侵略中国表示了义愤。所以他在国民党内部和人民中也有了一定人缘。同时因为他文采好，还著有《思与行》、《美国政治与英美政党之比较》和《党友之理论与实践》等书，所以他的才华和能力也都一直被蒋介石所器重。军统中和他关系密切的主要是那些湖南籍的特务，以及对毛人凤不满，与郑介民关系不深的，都想从他那里找到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

但是唐纵对情报工作也是不十分热心，他从情报工作发家，可以说是在戴笠的提携下才受到蒋介石重视的。当他脱离了特务这个小圈子之后，更加清晰地看到各方对特务的态度都是十分鄙夷和不屑的，这使得他并不情愿再回到军统，继续做在他看来并不光彩的工作。此外，他老家是湖南的，夹在蒋介石身边一群浙江人中，有时会感觉被排挤和孤立。这让他也很怀疑蒋介石对他是否会长期重用。

正因为

3

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使得他们对军统将来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规划。郑介民虽然野心大，但是胆子小，行事不敢太过张扬。尤其是在军统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他更希望能够避开舆论的指责，缩小规模。而且他已经在国防部有所立足，如果再回到军统来无疑是把过去好不容易打下的基业再给放弃了，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局面。而唐纵也是一样。他为人一向谨慎，从不肯冒进。除了希望军统能缩小目标以外，他自己也不愿公开兼任军统职务，以免多得罪人，或者给人落下话柄。他们两人都只是希望借助这一关系再给自己多镀金，好为进一步当官打下基础。并借此机会，接收戴笠留下来的巨额遗产和大批青年学生，以此丰满自己的羽翼，增加自己晋升的砝码。

但是毛人凤不同，他不但不愿意军统“化整为零”，而且还希望军统组织能在胜利后按戴笠生前计划扩张一倍，至少也得保留原来状况。他明白，自己的命运是和军统联系在一起的，按照他的履历和资格，他很难兼任到高一级的公开职务，所以他已经做好打算，要终身从事于这一秘密工作。因此他所想所愿的，都是力争保持原状。表面上他尊重郑介民、唐纵两人，甚至以长官礼节相待，而实际上他是倾全力想把郑、唐两人在军统内部力量挤出去，好让他一人独占这一好处。

但是通过对比，大多数人都知道，毛人凤负责支持军统实际工作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但是局长的宝座，却不是他现在所能够坐得住的。这也是蒋介石所坚持的观点。

戴笠的死对于蒋介石来说，也像是当头一棒，打乱了他的许多计划。在他心目中，戴笠虽然有越矩之举，但是总体上来说还算忠心耿耿。而且国民政府上下，没有人比戴笠更了解他的心思。那一边，戴笠的尸体还停在南京办事处，他就已经不得不强忍悲痛，想办法恢复混乱的局面。因为军统的工作除了戴笠之外，只有毛人凤最了解，所以他把毛人凤找来商量情况。

听到蒋委员长的传唤，毛人凤的心情十分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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