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取得第一笔政治资本

宦海沉浮，总是免不了升升贬贬，起起伏伏。而民国官场上的钻营和进退，并不全然与个人的能力和抱负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关联了个人的裙带关系和厚黑经验。这千年以来岿然不变的潜规则，也是普世大众命运痛苦的根源。

厚黑术是封建时代仕途中人的官场宝典。官场难免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受辱而不心灰，受挫而不丧志，是厚也；官场难免遇到需要较量心智的时候，被砸而不变色，被捧而不飘然，是黑也。只有将厚黑之法水乳交融，方能在官场所向披靡，步步高升。这种厚黑术也是毛人凤在官场混了十几年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他秉持这样的经验，将为民谋福的信念抛在脑后，只顾自己仕途的一路通畅。

1935

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枚金光闪闪的少校军衔让他激动不已。当初在小地方熬了五六年，却远远比不过这几个月带给他的荣耀之大。他的心中腾腾燃起宏伟的希望，他仿佛看到蒋介石正亲切地同他对面交谈，甚至把他视为最信任的亲信那样打他骂他，用马鞭在他身上抽下道道伤痕……

武汉的夏天闷热难耐，树干上的知了反复地聒噪着，更让人心里烦闷。在这个炎炎的火炉里，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寻一片清凉的树荫，吃几片冰凉的井水镇过的西瓜，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一动不动地熬过最热的季节。但是对于毛人凤说，他内心的狂热比户外的烈日更盛，他要默默忍耐，承受压力，积蓄着自己的政治资本。

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因为特务活动在工作性质上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秘性。即使是在南京复兴社总部，复兴社的其他部门和特务处也是分开的。特务机关单独偏居在鸡鹅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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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是有它独特的需要和考虑。

而毛人凤前往的武汉行营，也是相同模式的配置。武汉行营跟“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表面上由“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而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同时也挂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实际上由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负责，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周伟龙过去是唐生智的手下，被戴笠直接策反过来，成为了特务处的一员猛将。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营长。当戴笠还在跑单帮的时候，曾潜入唐生智的队伍，想要离间官兵，没想到很快被察觉，通缉他的头像也挂满大街小巷。戴笠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自投罗网”，主动找到周伟龙，用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从此戴笠和周伟龙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周伟龙也就成了戴笠最早成立的“十人团”中的成员。

毛人凤知道周伟龙的底细，周伟龙也从戴笠那里知道了毛人凤和戴笠之间的交情。于是毛人凤刚到，周伟龙便替他举行了一个接风的酒宴，同他抵足密谈。

周伟龙见毛人凤总是微微笑着不多话，便主动谈起当初戴笠和自己谈话的情况：“那一次戴先生乔装闯入我的书房，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统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国无宁日。民心所向皆是天下统一。蒋校长继承孙先生遗志，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顺乎天理人情民心，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你我都是校长门生，本就应该团结起来，助校长完成大业。不能形如散沙，心似乱箭，找不到归属的方向啊。’这些年来，我一直铭记着为校长办事，为戴先生办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毛人凤说：“周站长是武汉站的实际负责人，我也对周站长向来十分敬佩。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勤勤恳恳地做出一些成绩，不让周站长和戴处长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