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二十四节气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人，把这套古老的传统接上了现代科学的轨道。”

沈默翻到下一页ppt，屏幕上出现了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戴眼镜的老人，面容清瘦，眼神安静。

照片旁边写着三个字：竺可桢。

“竺可桢，中国物候学之父，竺可桢先生1918年从哈佛毕业回来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观测网，你们知道那时候中国的气象数据是谁在测吗？”

她停了一下，让学生思考。

“海岸线上的气象站，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建的，他们需要气象数据来为航运服务。

至于内陆，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大西北，气象数据几乎一片空白。

一个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到了这时候，自己土地上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都测不准。”

天幕下的李世民君臣短暂的对视了一眼，互相确定了一件事，英国人，真的有英国。

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后世的民国时期，不仅国内百姓过得混乱压抑，还有来自外域人的技术压力。

沈默看着全班。

“竺可桢先生做的事情，就是在抗战爆发前的十几年里，带着团队，一个站一个站地建，把中国的气象观测网从零搭起来，建一个站不难，难的是在战乱年代、在没钱没人的条件下，建起一个覆盖全国的观测网络。

在那个时候，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气象数据，不再依赖外国人，你要知道自己的土地什么时候下雨，你得自己测，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主权问题。”

嬴政目光落在

“主权”

二字上，乱世从零搭起一国气象，不仰外人鼻息，是大丈夫行事。

刘彻望着天幕上竺可桢的照片，神色郑重：“又是一位袁先生那般的社稷之臣。”

“1936年，竺可桢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大开始西迁，从杭州一路往西南撤，两年时间里迁了四次，最后在贵州遵义落脚，史称‘文军长征’。”

下一页ppt，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浙大西迁路线的地图，弯弯曲曲地穿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最后停在贵州。

“一个大学校长，带着全校师生、图书、仪器，在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下往山里撤，一路上，他要找教室、找宿舍、筹粮食、安抚学生。”

“在这种让人焦头烂额情况下，竺可桢先生还坚持每天记日记，不是普通的日记，他记温度、气压、风向、云状，他记花开了没有，鸟来了没有，柳树什么时候发芽，燕子什么时候回来，两千五百多公里的西迁路，他走了两年，物候日记就记了两年，一天都没断。”

“为什么要记这些？他说，中国的物候数据太少，我们要建自己的气象观测网，每一笔记录都有用。

所以在逃命的路上，他还在给中国物候学打地基。”

底下的学生唰唰记着笔记。

天幕下的人也在思索。

1937

年这场战乱，究竟是何等凶蛮的外寇、何等惨烈的兵锋，竟能逼得一国士子、满校师生弃了学堂故土，往西南深山里一退再退？堂堂华夏腹地，竟连一张安身的书桌都容不下了？

他们默默的记下了这个时间点。

李世民轻叹一声：“兵荒马乱里带着师生逃难，尚且一天不辍观测，这才是读书人的筋骨，一国农时天象握在自己手里，才是真的根基稳固。”

长孙无忌颔首：“颠沛而文脉不断，谓之‘文军长征’，名副其实。”

天幕上的沈默翻开了一页新的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