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苦笑。

“可这卡夫卡，把解释都抽掉了。

没有缘由，没有因果，没有菩萨开恩。

人变虫，就是变虫。

像天要下雨，像叶子落到地上。

你问为什么，天不应，地不答。”

他停住了，手指无意识地攥着窗框。

“不解释，才是最狠的。”

他想起朝廷这些年的文字狱，让他写文章哪一篇不是借着前朝旧事（借古讽今）、鬼狐精怪，把真话藏在皮里。

他必须给故事穿衣裳。

宣德年间的旧衣裳，鬼狐的外壳，报应昭彰的结尾。

不这么写，文章出不去，命也保不住。

“我写鬼狐，是想让人看见人。

可我也怕，怕写得太真，人就不敢看。

所以每一篇，总得留个尾巴，告诉读者：这是鬼狐，这是前朝，这是假语村。

别怕。”

他顿了顿，望着天幕已经暗下去的那片虚空。

“可这个卡夫卡，不怕。

他一上来就告诉你：这是真的，格里高尔就是变成甲虫了，他不给读者躲，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虫就在那里，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

他转身回到案前，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他转身回到案前，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行字：

“不所以，不求解脱，此卡夫卡之绝处。

吾辈著书，皆有所讳。

彼不假狐鬼古事，直写人间。”

写到最后一个字，他笔尖一顿，墨在纸上洇开一小团。

“有所讳，则有所屈。

文心一屈，笔力便衰三分。

我写《促织》，终是屈了一分。

不是我不想写透，是这世道，不容我写透。”

他轻轻吹干纸上的墨，折好，夹进《聊斋志异》的稿堆里。

窗外的秋虫还在叫，一声短，一声长，像在替人把未尽的话说完

天幕上那句“大部分小说，第一句话都是在跟读者放预告片”一出，茶馆里的说书先生最先反应过来。

他一拍大腿：“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

他站起身，茶碗都忘了放，兴奋得在桌边走了两步。

“诸位想啊，《三国演义》开篇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句就是把整部书都给你兜出来了。

你一听，就知道后头要讲分分合合、打打杀杀。

这叫什么？这叫定场！这西洋人也讲究这个！”

旁边一个年轻人说：“可天幕上念的《百年孤独》，那开头可怪了。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这哪是定场，这是把你往云里雾里一扔。”

“所以人家才说那是什么……现代主义。”说书先生端详着这几个字，“这词儿咱不懂，可咱听明白了：以前写故事，得给看官一个准信儿，后来的人写故事，偏不给你准信儿，让你自己在雾里走。”

他重新坐下，端起凉茶灌了一口，忽然叹了口气。

“可那卡夫卡更绝，一天早晨，连个朝代都不给你。

就一个人，醒了，变虫了。

你说这是寓？他偏写得像居家过日子。

你说这是真事？又荒诞得没边。

这不给准信儿的写法，听着憋闷，可细琢磨，比咱平日里那些才子佳人、忠臣烈妇的故事，更像那么回事。”

账房先生接话：“怎么就更像那么回事了？”

说书先生放下茶碗，低声道：“因为人活一辈子，多少事是没有准信儿的，病倒了，不知道为啥，家散了，不知道怪谁。

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变了。

你要事事都求个明白，那天底下大半的事都说不通。

这卡夫卡，是把人生的没道理，原样端给你了。”

茶馆里静了片刻。

卖布大娘红着眼睛，小声嘟囔：“这书，听着比咱们的还苦，咱们的故事，再苦，最后总有个说法。

他这故事，连个说法都不给。

人白死了，虫白变了，一家子倒轻松了，这算什么说法？”

说书先生苦笑：“没有说法，就是他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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