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眉头蹙起，在琢磨那一条弹幕。

司马光家里有大庄园。

这句话让他十分不解，他为司马光写过一篇行状，里面有一句，“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

三顷薄田（300亩），在洛阳那个公卿世家遍地的地方，算得了什么。

司马光修的那座独乐园，不过二十亩，几间老屋，一个读书堂，一片竹子。

他亲眼见过。

就这，也叫大庄园？

文彦博，洛阳大地主。

韩琦，豪商背景。

文潞公在洛阳是有宅第，可他五为河南尹，在洛阳卜居，那是四朝老臣的体面。

至于韩稚圭，也不是豪商，只是韩家在相州是世代簪缨，田产确实不少。

这事他知道，朝中不少人也都知道。

这怎么了吗？

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

这句话更让他莫名其妙。

主义，生意，这两个词在苏轼听来都新鲜。

后世之人拿这两个词来形容司马光、文彦博、韩琦，他本能地觉得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

他侧头看了一眼身侧的司马光，面色平静。

再看文彦博，再看韩琦，都是一副老臣持重的样子。

这几个人，他都是敬重的。

司马君实一辈子清俭得近乎刻板。

文潞公在朝堂上争的是国策，韩魏公在边关守的是疆土。

他们反对新法，是因为他们怕政令推行之后小民反受其害，是因为他们觉得祖宗之法不可轻变。

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

都是靠文章、靠政绩、靠几十年的辛苦，一步一步走到宰执位置上的。

一个宰相的俸禄有多少，一个地方官的俸禄有多少，读书人做官不做生意，不贩货物，剩下的钱置几亩地，传之后代，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骂的？

他越想越不明白。

后世的人，到底在愤怒什么？

如果说是恨他们反对新法，那可以骂他们误国，可为什么要把他们说成是为了几亩地、几贯钱？

好像他们一辈子读的圣贤书，一辈子在朝堂上争的国事，到头来就是为了保住自家那点田产？

（这里解释一下，我不是在“黑”苏轼，也不是在“洗白”士大夫群体。

我只是想写一下，不管哪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行为思想都会有时代局限性。

苏轼不可能有“皇帝和士大夫对于百姓来说，都是食利阶级，是剥削者”这种想法。

苏轼的历史局限性，体现在他既是真心同情底层百姓疾苦，又是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天然维护者。

这两个面向在他和一些士大夫身上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

“单靠一个天才加一个皇帝，改不动一个王朝。”

天幕说完这句话后。

神宗坐在御座上，他的目光从司马光扫到文彦博，从韩琦扫到欧阳修，从苏轼扫到章惇，最后停在王安石身上。

一个天才加一个皇帝。

天才，就是王安石。

皇帝，就是他自己。

他今年二十出头，坐在这个王朝最高的位置上。

他自认不是昏君，他肯听，肯学，肯把权力交出去。

他遇到了王安石，一个真正想做事、也能做事的人。

可天幕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