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宇挑了挑眉，声音低了下去。

他拿起酒杯，自顾自地喝了一口。

气氛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

蒋浩杰适时地开口，打破了沉默，问起了日本具体的工作类型和薪资。

我只好顺着刚才的谎继续往下编，说什么通过中介找的工厂岗位，包吃住，具体收入看加班情况云云。

我说得含糊其辞，他们听得也将信将疑。

陶良则分享了他单位里的一些鸡毛蒜皮，什么新来的领导喜欢抓考勤，办公室的老大姐又给他介绍对象之类的。

池宇偶尔插科打诨，但明显不像刚才那么兴奋了。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着，陪着笑，酒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

冰凉的啤酒滑进胃里，却浇不灭心里那股越烧越旺的烦躁和虚浮感。

看着池宇谈论海外项目时眉飞色舞的样子，听着蒋浩杰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厂子”，“管理”这些词汇，再想想陶良虽然抱怨但却稳定的“体制内”生活。

一种难以说的挫败感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

我们明明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喝着同一箱啤酒。

但无形的鸿沟早已悄然裂开。

他们的烦恼，是“选择太多”或“平台不够高”。

而我的困境，是“无路可走”和“卖身求生”。

“来！为我们顾老板即将奔赴日本，开拓新天地，干一杯！”池宇显然喝得有点多了，脸红脖子粗地举起酒杯，嗓门洪亮。

“干杯！祝大家前途似锦！”蒋浩杰也笑着举杯。

陶良感冒刚好喝不了酒，以茶代酒，也象征性地举了举。

“前途似锦……”

我在心里默念着这四个字，感觉讽刺到了极点。

我举起酒杯，和他们用力碰在一起。

一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桌上点的菜几乎没怎么动。

红烧肉的油凝成了白霜，清蒸鱼的眼珠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那盘被池宇名曰点来宰我钱包的大虾，也冰冷地蜷缩着。

只有装啤酒的箱子，全空。

散场时，池宇咋咋呼呼地叫了代驾。

他和蒋浩杰勾肩搭背地走向那辆黑色奔驰，陶良跟在一旁。

我站在餐馆门口，看着代驾司机熟练地坐进驾驶座，载着他们三人，钻入灯红酒绿之中。

我挥手道别，一个人站在原地。

夜风吹过来，带着点凉意。

刚才包厢里的喧嚣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但此刻只剩下餐馆门口孤零零的灯牌和我脚下拉长的影子。

一顿饭，花了我小一千。

这几乎是我以前大半个月的饭钱。

但我光顾着喝酒应付，胃里除了酒精，几乎没填进什么像样的东西。

我叹了口气，双手插进兜里，漫无目的地沿着街边往前走。

路灯昏黄，将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走着走着，又一阵风吹过，强烈的饥饿感毫无预兆地袭来，胃里空得发慌。

原来。

在演完一场盛大而虚假的告别之后。

身体最诚实的反应，竟然是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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