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时间，”

马歇尔将军对杜鲁门说，“时间来完成对日本的最后一击，时间来评估苏联的真实意图和实力，时间来让我们的小男孩（指原子弹）长大成人。在欧洲，我们应该巩固我们在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占领区，争取在谈判中获得最好的筹码，但……要避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那将是一场灾难。”

杜鲁门最终采纳了较为谨慎的建议。他命令艾森豪威尔，盟军应止步于与苏军事先商定的占领区大致分界线（尽管这条线在现实中模糊且被苏军大大向西推进了），并寻求与苏联建立稳定的联络和协调机制。同时，他同意与斯大林（亚历山大）举行峰会，但希望地点选在“中立”地区，比如德国的波茨坦。

柏林，尽管满目疮痍，但秩序正在苏军军事管理机构的努力下逐步恢复，尽管这种恢复带着鲜明的苏联色彩。主要街道被清理，供水供电部分恢复，但食品依然严重短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和军事反间谍机构“斯梅尔什”开始大规模行动，搜捕纳粹官员、党卫军成员、以及任何被怀疑对苏联不合作的人。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的授意下，以德国共产党流亡领袖皮克、乌布利希等人为核心的“德国临时反法西斯管理委员会”在柏林成立，开始在苏军控制下行使有限的行政权力。宣传机器开动，“真理之声”广播用德语日夜播放，谴责纳粹的罪行，宣传苏联的“解放”使命，并许诺在“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后，德国人民将拥有和平与重建的机会。

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也在加速。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亲苏的临时政府或联合政府纷纷成立，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势力被排挤、打压或吞并。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在“人民民主”的旗帜下迅速推进。苏联模式被强行植入这些历史、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

“这不是解放，这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占领。”

许多东欧人在私下里如此议论，但在坦克和刺刀的阴影下，公开的反对声音微乎其微。在伦敦和华盛顿，流亡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政治家们则发出了愤怒而绝望的抗议，但他们的声音在现实政治面前显得如此无力。西方与苏联之间，那道名为“铁幕”的无形屏障，正随着硝烟的散去，而变得越来越清晰、厚重。

亚历山大在莫斯科的指挥中心，审视着欧洲地图。红色的区域已经覆盖了从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从波罗的海到爱琴海的广阔土地。纳粹德国已被摧毁，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西方的盟友正在变成潜在的对手，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们心怀异志，而更遥远的征途——中东的石油，非洲的资源，以及最终与另一个超级巨人的对决——还在前方。

“告诉科涅夫，加快在奥地利和捷克西部的行动，确保我们的控制区稳固。告诉朱可夫，安排一次胜利阅兵，就在柏林，规模要大，要让全世界都看到红军的威武。另外，”

他转向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回复杜鲁门，我们同意在波茨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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