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可能这么快……”

有人喃喃道。

“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先生们。”

杜鲁门的声音干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寒意，“现实是，苏联人现在也有了这种武器。而且，从他们试验成功的时机来看，这显然是对法国局势，乃至对我们整个欧洲政策的直接回应和威慑。”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核武器作为阻止他们干预西欧的终极威慑了，”

国务卿艾奇逊脸色惨白，“一旦我们介入法国或意大利，他们可能会……可能会用核武器攻击我们在欧洲的基地，甚至……”

“他们敢吗？”

新任国防部长约翰逊强作镇定，“我们有更多的核弹，更多的轰炸机……”

“但他们有一颗，就能摧毁一座城市。”

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冷冷地说，“而且，我们在欧洲的部队和基地高度集中，是理想的目标。我们的核优势，在对方也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并不能完全阻止他们发动常规战争，尤其是在他们常规军力占优的欧洲。”

会议室陷入了可怕的沉默。原子弹的出现，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绝对安全，反而带来了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以及在这种平衡下，苏联在欧陆常规力量优势的进一步凸显。

“命令所有战略空军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加强北美防空。”

杜鲁门最终下令，声音疲惫，“同时，给我们在巴黎和罗马的人发消息……‘日晷行动’的后续步骤，暂时……冻结。没有我的直接命令，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引发与苏联直接军事冲突的升级行动。我们需要……重新评估。”

在巴黎，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的法国军政府，在得知苏联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内部的兴奋和乐观情绪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他们原本指望美国的核保护伞能威慑苏联不敢轻举妄动，现在这把伞出现了裂缝。军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强硬派主张立刻彻底清洗左翼，并与西德、意大利等国的保守势力更紧密地捆绑，甚至考虑“先发制人”地攻击东德境内的华约部队以争取主动（这个疯狂的想法被尚有理智的将领否决）；温和派则开始暗中探讨与苏联接触，寻求某种妥协的可能性，至少避免法国成为美苏核对抗的前线。

在罗马，情况更加微妙。意大利大选的正式结果已经公布，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阵线”确实获得了最多席位，但未过半数。天主教民主党等右翼政党拒绝与其联合组阁，总统也迟迟不授权组阁，政治僵局持续。街头暴力不断升级。现在，苏联拥有了原子弹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意共及其支持者的士气，街头示威的规模更加庞大，要求“尊重民主结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意大利军队和警方中的反共势力，则感到更大的压力和恐慌。

莫斯科的公告，在强调和平与自卫的同时，也包含了一条明确指向西欧的信息：“苏联密切关注着法国和意大利的事态发展。任何外国势力或内部反动派企图通过非法手段，包括军事政变，剥夺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将被苏联及华约组织视为对欧洲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应对。”

“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模糊而危险的措辞，在核爆的阴影下，显得格外沉重。

亚历山大没有给西方太多喘息和消化的时间。在核试验成功公告发布48小时后，另一份措辞更为强硬的照会，被同时送达华盛顿、伦敦、巴黎（军政府）和罗马。

照会宣称，根据“法国合法流亡政府”（由部分逃往东德的原法国左翼议员匆忙宣布成立）的“请求”，以及“意大利人民民主力量”的“呼吁”，为了“防止法西斯主义在法、意复辟，防止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维护欧洲的和平与人民民主权利”，华约组织决定，向法国和意大利“派出维和部队及观察员”，以“监督局势，确保民主程序不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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