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暗示在特定情况下，“时势”可能比具体的“天时”古制更值得优先考虑。

这是他为解释现实行为寻找的理论出口。

接着，便是最危险、也最无法回避的部分——“以贵国为例”。

沈墨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变得更低，但更加清晰：

“至于我大坤此番遣使，其礼仪规程，自是遵循两国交往之成例古制，以示对贵国及此番和议之郑重。”

他先套上一个安全但空洞的帽子：“然，”

他艰难地补充，每一个字都仿佛重若千钧：“使团之行止，具体交涉之进退。”

“亦必充分考虑当前两国之实际情势，北疆之现状，以及。。。。。。以及共谋边境长久安宁之共同愿景。”

“此中分寸拿捏，便是试图在遵行‘礼’之常经与顺应‘时’之变通之间，寻一平衡之道，若强要区分孰先孰后。。。。。。”

他停顿了足足三息，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才缓缓吐出一句看似圆滑、实则透露出深深无奈与窘迫的结论：

“窃以为，当以‘不失礼之大体’为根基，在此根基之上，审时度势，务求‘礼’之行也，能达‘和宁’之实效。”

“若‘天时’之细节与‘时势’之要求略有扞格，则或可于细节权宜变通。”

“而不可动摇‘敬慎’、‘重正’、‘求和安’之礼之本义。”

这个回答，充满了儒家官员典型的“中庸”与“调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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