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沈墨深深地、艰难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满室的压力与胸腔的滞涩一同吸入，再缓缓吐出。

他抬起头，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神中却强行凝聚起一丝属于读书人的、近乎执拗的认真。

他先是对御座方向，也是对吴承安，微微躬身。

“镇北侯此问，确实触及礼学精微之处，亦关涉邦交实务，发人深省。”

他的声音有些干涩，却努力维持着平稳：“《礼记》时为大之论，乃圣贤垂训，千古不移。”

“然，时之一字，包罗万象，确如侯爷所，可有不同层面的解读。”

他开始了自己的论述，语速缓慢，字斟句酌：“所谓天时，乃天地运行之常道，四时节序之规律。”

“古礼定朝聘会同之时，多依天时，以示顺应天地，庄重有序，此乃礼之常经，不可轻废。”

他先肯定了天时的基础地位，这是立足经学的根本，不能动摇。

“然，”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圣人制礼，亦重变通。”

“《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礼之‘时为大’，其深意恐怕不止于狭义之‘天时’，更应包含‘时势’——即天下大势、国家运势、周边情势之变迁。”

“若固守某时某节之天时古制，而全然无视沧海桑田、国力消长、安危易位之时势。”

“致使邦交失宜，乃至兵连祸结，则恐非制礼之本意，反是拘泥害义了。”

他小心翼翼地尝试将“时势”纳入“时”的范畴，并赋予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