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日中午，东京城内的枪声已经基本停了。零星的、最后几起自杀式冲锋被压了下去，零星的、最后几声自尽的枪响也停了。

联军的前沿部队开始进入市区，逐街逐巷地接受日军投降。

投降的日军排着队从掩体和废墟里走出来，把武器架在路边，然后坐在空地上等收容。

日共的工作组跟着联军进入市区，开始登记俘虏、清点武器、安抚平民。东京的街道上第一次出现了不穿军装的人——那些从巷子里、从废墟里、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老百姓。

他们站在路边，看着联军士兵列队走过，看着日共的工作员在墙上贴布告，看着红旗在政府大楼的屋顶上升起来。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欢呼。

也没有人哭。

他们只是站着，看着。

像是过了很久，又像是刚刚开始。

华盛顿。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

俄亥俄河的大洪水是一道分水岭。

洪水退去之后，美共东线的攻势彻底停了下来。

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二月，整整半年，美共东线部队几乎没有发动过任何大规模进攻。

他们忙着救灾，忙着修路，忙着把被洪水冲垮的补给线重新接起来，忙着在占领区里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地方政权。

联邦政府这边看到了喘息的机会。

巴顿在给罗斯福的密报里写——“敌军攻势已疲，我军可借此时机整补。

若能稳住现有防线，待国际形势变化，未必没有转机。”

这个判断传到华盛顿的政商圈子里之后，变成了一种更乐观的东西。

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开始重新讨论“战后重建”的概念，虽然战争还没结束，但他们已经在盘算哪些行业会在“和平”之后最先复苏。

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里，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率先在资本家们的炒作下稳住了，因为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农场主们听说“仗快打完了”，开始重新种地。

一些地方的民用工厂虽然转了军工还在造军火，但已经有经理人在私下里跟股东说——“等停火了，民用车的生产线一开，利润能翻三倍。”

而宴会在华盛顿和纽约重新多了起来。

不是战时那种简朴的招待会，是真正的宴会——水晶吊灯，银质餐具，侍者端着香槟在人群中穿行。

宴会上的话题从“德军打到哪儿了”变成了“联军什么时候打不动了”。

有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在纽约的一次私人聚会上说了一句话，被《纽约时报》的记者听到了，登在了第二天的报纸上——“日本人牵制了德国人。这一点我们以前低估了。

只要日本还在打，德国就不可能把全部力量压到我们身上。

时间在我们这边。”

这句话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进行了广泛引用。

国会的议员们在演讲里开始用“我们的东方盟友”来称呼日本——尽管日本从来没有派过一兵一卒到美国战场，尽管日本的海军缩在港里出不来，尽管日本的陆军在九州和本州被打得节节败退。

但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还在打。

日本在东方拖着德国的后腿。

日本每多撑一天，美国就多一天准备的时间。

至于准备什么，没有人说得太具体。

有人说是准备反攻，有人说是准备谈判，有人说是准备“体面的和平”。

但无论哪种说法，前提都是一样的——日本还在，时间还在。

丘吉尔是最积极的一个。

他住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里，每天的活动是演讲、写文章、会见记者。

丘吉尔他的演讲内容千篇一律——英国没有亡，英国还在，英国会回来。

他说日本是“自由世界的东方堡垒”，说美英日三国应该建立新一届的“反共同盟”，说只要坚持到底，“胜利终将属于文明世界”。

丘吉尔的演讲在华盛顿的政界和军界还有一些听众。

有人觉得他过时了，有人觉得他可怜，但也有人觉得他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丘吉尔的宴会预约总是满的。

他的酒店套房里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参议员，有将军，有记者，有商人。

他们喝酒，抽烟，听丘吉尔讲一九一八年的故事，讲凡尔赛和约，讲大英帝国的荣光。

没有人提加拿大，没有人提渥太华，没有人提那个被国际纵队押回伦敦受审的鲍德温首相。

那些事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