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罗斯福没有被这些声音冲昏头脑。

他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看过每一份巴顿的密报，看过每一份胡佛的情报简报，看过每一份来自瑞士渠道的试探记录。

他知道日本在撑，但撑得很勉强。

他知道美共东线停了火，但那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和平造成的。

他知道华盛顿的宴会很热闹，但宴会上的香槟不能当炮弹用。

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了一句话——“你们不要听那些银行家和记者的。

他们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闻不到前线的硝烟味。

日本人能不能撑到明年春天，我比他们清楚。”

但是罗斯福的这些论并没有什么用。

一个总统的清醒改变不了公众的情绪。

报纸每天的头版都是“东线趋于稳定”“西线敌军攻势受阻”“美共内部出现分歧”之类的标题。

广播里的评论员在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

电影院在放新闻短片，片名叫《美国在等待》，画面是军舰下水，飞机升空，工厂的流水线在转动，旁白说——“我们有时间。

我们有资源。

我们有人力。

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

没有人问“最终的胜利”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觉得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就像所有人都觉得日本还能撑很久。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华盛顿的宴会还在继续。

那天晚上，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有一场大型晚宴，主办方是“美国自由联盟”，一个由银行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反共组织。

晚宴的主题是“自由世界的未来”。

到场的宾客有三百多人，包括十几位参议员、二十几位众议员、几十位企业高管、还有几位穿着军装的将军。

丘吉尔是主宾。

他站在讲台上，举着酒杯，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从罗马帝国讲到不列颠帝国，从拿破仑讲到韦格纳，从一九一八年讲到今天。

他的结束语是——“我们不会输。我们有海洋，有工业，有盟友。

我们有时间。

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乐队奏起了《天佑国王》，然后又奏了《星条旗永不落》。

人们笑着，喝着，彼此拍着肩膀，说着“明年这个时候就好了”之类的话。

没有人知道，在他们举杯的时候，东京的皇宫地下掩体里，天皇正在对他的侍从长说“朕没有诏”。

没有人知道，在东京西郊的联军前沿阵地上，陈二柱正趴在泥地里数日军的射击孔。

没有人知道，荒木少佐正在掩体里对部下说“明天去联军阵地接洽投降”。

没有人知道，日本投降的电报已经在路上了。

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华尔道夫酒店的晚宴还没有结束。

霍普金斯接到消息后立刻打电话到酒店找丘吉尔。

丘吉尔从宴会厅出来接电话，听完了霍普金斯的话。

他握着话筒的手僵了几秒钟。然后他慢慢把话筒搁回去，站在走廊里，背靠着墙壁，很久没有动。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宴会厅里的音乐声从门缝里传出来，闷闷的，听不真切。丘吉尔站在走廊里，把手伸进口袋，摸出一根雪茄。

他没有点。

他把雪茄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然后他转身推开宴会厅的门，走了回去。

宴会厅里的人们还在举杯，还在笑，还在讲“时间站在我们这边”。丘吉尔从他们中间穿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下来。

没有人注意到丘吉尔十分难看的脸色。

宴会还在继续。

泡沫还在膨胀。

但日本已经投降了。

泡沫马上就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