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日，美国华盛顿。

日本投降的消息是二月十七日深夜传到华盛顿的。

最先知道的是国务院值班室，然后是白宫，然后是五角大楼，然后是各大报纸的夜班编辑。

消息传开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料的都快。

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只有四个词——“日本投降。东京已陷。”

没有评论，没有分析，没有“社论版将另行刊发”的预告。

就是四个词。字体很大，占了整整半个版面。

街角的报童举着报纸在人群里跑，嘴里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但没有多少人停下来买。人们从报摊前走过去，步子比平时快，眼睛看着地面。

到了中午，华尔街的反应率先来了。

不是暴跌，是那种更奇怪的东西——一种全盘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抛售。

股票交易所里，开盘的钟声还没落，卖单就像雪片一样涌进来了。

通用汽车的股价跌了百分之十七，美国钢铁跌了百分之二十一，几家主要银行的股票跌了百分之三十。

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卖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买什么。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股票换成现金，把现金换成黄金，把黄金揣在口袋里，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交易所的经纪人们跑来跑去，电话铃声响成一片，没有一个人接得过来。

到了下午三点收盘的时候，道琼斯指数跌了将近四分之一。

这是自一九三三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单日跌幅。

债券市场则更加惨烈。

联邦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券在几天之内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买盘。

以前买战争债券的人——那些在爱国集会上举着支票拍照的银行家、企业家、电影明星——现在不买了。

他们不是没钱，是不敢买了。

这场战争似乎是要结束了。

而且是以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结束的。

日本投降了。

德国人赢了。

社会主义阵营从欧洲连到了亚洲。

美国被彻底围了。

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买一个可能很快就不存在的政府的债券？

美国的物价在三天之内涨了将近四成。

不是慢慢涨的，是跳着涨的。

芝加哥的小麦期货一天之内涨了百分之三十，纽约的咖啡和糖涨了百分之五十。

肉铺的老板们在门口挂出了“今日售罄”的牌子，但柜台下面藏着肉，只卖给出价高的人。

药店里的抗生素和止痛药被抢购一空，不是因为有流行病，是因为人们觉得“接下来可能买不到了”。

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有的人拿着油桶来装，有的人把车停在路边，坐等汽油配给制重新实施。

超市里的罐头和干粮被抢光了，面包店的面粉被抢光了，连五金店里的煤油灯和蜡烛都被抢光了。

整个城市像一台突然失去了平衡的机器，所有的齿轮都在乱转。

媒体的口风变得比风向还快。

前一天还在头版上印着“东线趋于稳定”的报纸，第二天就换上了“东京陷落：自由世界痛失东方堡垒”的标题。

前一天还在广播里说“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评论员，第二天就在节目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前一天还在电影院放《美国在等待》的新闻短片，第二天就撤下来了，换上了一部战前的老片子，讲的是家庭和爱情。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过渡。

好像那些关于“和平”和“时间”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一样。

没有人再提“我们的东方盟友”这个词了。

日本变成了“不幸的失败”，变成了“被共产主义吞噬的又一个国家”，变成了“自由世界在太平洋上的溃败”。

那些一个月前还在晚宴上举杯说“日本人牵制了德国人”的银行家们，现在闭口不谈日本。

他们换了话题——换成了一九一八年的德国，换成了西班牙，换成了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