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难得凉爽的一天。

江源如往常一样来到单位上班，刚走进办公楼就碰到了邱美霞。

“你听说了吗？那个杜帆已经交代了。”邱美霞用她的大眼睛盯着江源，小声说道。

江源的脸上并没有出现悬案告破后的激动。

他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李队昨晚审出来的？”江源随口问了一句。

“是啊，李建军亲自上的。熬了半宿，这家伙的心理防线到底是崩了。”

邱美霞摇了摇头：“这个杜帆之前还拿法条跟我们绕圈子，到底还是没扛住。”

“他早晚得交代。”江源平静地说道。

“杜帆的事情，到这也算终于结束了。”

江源的反应太平淡，邱美霞调侃道：“你这人怎么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这好歹是个大案啊。”

“成就感在锁定他的时候就用完了。”

江源扯了扯嘴角：“他一个学法律的，总不能指望他在审讯室里给我们普法普到无罪释放吧。”

“交代了，也是给他自己省点口水。”

在江源看来，杜帆落网只是迟早的事情。

这并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他从前世到今生，从事刑侦工作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铁律。

在这个行当里干得越久，江源就越笃信一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尤其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我国的刑事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技术爆炸式的发展。

物理层面的犯罪现场，早已经不是凶手可以用抹布擦一擦就能掩盖的了。

afis的算力在不断提升，底层数据库每一天都在扩容。

而更可怕的是dna技术的不断应用。

从早期的血型酶学检验，到现在逐渐普及的str基因座多重扩增技术。

法医物证的提取标准正在从宏观的血迹向微观的接触性脱落细胞转变。

在这样的技术浪潮面前，试图从物理层面完全抹除一个人的想法都是极其可笑的。

只要你进入过现场，只要你接触过死者，物质的交换就是绝对的。

你带走了一些东西，就必然会留下一些东西。

没有人在作案后能真正逃脱法律的制裁。

只要你违法犯罪，在微观证据的锁定下，最后被抓捕归案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杜帆自以为他懂法律，自以为能利用规则的漏洞脱罪，但他不懂显微镜下的世界是不会撒谎的。

和邱美霞告别之后，江源上楼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里依然是那副略显凌乱的老样子。

江源将办公室略微打扫了一番，总算将这段时间搜集到的证据和资料整理的整齐了一些。

当他拉开抽屉时，他忽然看到了一份贴着封条的档案袋，江源愣了一下，那是关于杜帆的资料。

现在杜帆交代了，这份资料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侦查价值。

但江源还是将它拿了出来。

他将里面的资料抽出来在桌面上摊开，又重新看了一遍杜帆的人生履历。

资料的第一页，右上角贴着杜帆年轻时的一张黑白证件照。

照片上的年轻人留着八十年代初常见的分头，眼神清澈。

杜帆是平江县人。

档案里对他的家庭背景记录得很简单：务农。

杜帆从小家境条件其实并不优渥，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农民，连一天书都没有读过，更别提给他提供什么人生指导了。

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杜帆显然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从小杜帆的学习成绩就非常出色，在那个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的年代，他靠出色的成绩硬是考上了平江县最好的中学，平江一中。

进了县一中，杜帆依旧是那个最拼命的人。

随后他不负众望，在1980年的夏天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

1980年，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年。

在1980年，高考绝对是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

那时候能考上中专就已经能端上铁饭碗，如果能考上大学，那绝对是整个乡镇都要放鞭炮庆祝的特大喜事。

而杜帆不仅考上了大学，他考上的还是南西政法大学。

南西政法大学，在司法界有着“黄埔军校”的美誉。

在那个年代能考进这所学校，而且还是就读于非常热门的法学系，杜帆所付出的毅力和吃苦能力，绝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看着履历上这一段关于杜帆生平的记载，江源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后世非常流行的词汇。

小镇做题家。

放到他重生前的时代，像杜帆这样出身底层考上名校的年轻人，往往会被冠以这样一个带着些许复杂意味的标签。

但在1980年的语境下，杜帆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镇做题家。

那一年杜帆靠着自己的大脑和汗水，硬生生在命运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了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