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睁开眼睛时，熟悉的消毒水味已经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某种陈旧纸张、实木家具和若有若无的线香混合的气息。这不是医院。她动了动僵硬的手指，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硬板床上，身上盖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毛毯。

房间很小，约莫十平米，陈设简单得近乎严苛：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老式衣柜。书桌上整齐地码放着几摞文件，最上面是一本摊开的《刑事诉讼法》。墙壁刷着白色的乳胶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微微泛黄，墙上唯一装饰是一幅裱在简易画框里的毛笔字――“持心如衡”。

窗外的天色是深秋傍晚特有的那种灰蓝色，几片枯黄的梧桐叶贴在玻璃上，被风吹得簌簌作响。这里是父亲在城郊的独栋老房子二楼的书房兼客卧。她小时候来过几次，记忆里总是安静得可怕，空气里弥漫着同样的味道――属于法律条文、案件卷宗和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味道。

她坐起身，太阳穴还在隐隐作痛。记忆像拼图碎片，在脑中艰难地重组：地下停车场，那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轿车，突然出现的两个陌生男人，后颈轻微的刺痛，然后就是黑暗。

绑架？不，太“规范”了。对方甚至没蒙她的眼睛，直接把她带到这里。她掀开毛毯，发现自己还穿着被抓走时的衬衫和西裤，只是皮鞋被脱掉了，整齐地摆在床边。手机、手表、包都不见了。

门被轻轻敲响。

“进来。”周敏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她努力让它听起来平稳。

门开了。周国璋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白瓷杯。他今年六十二岁，头发已经全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身形挺拔，脸上皱纹深刻，眼神锐利得像能切开一切伪证。他退休前是省高检的二把手，以“铁面”和“不近人情”闻名，经手过几起震动全国的大案要案，退休后依然被多家政法学院聘为客座教授，偶尔为疑难案件提供专家意见。

“醒了？”周国璋走进来，把瓷杯放在书桌上，“喝点温水。你睡了五个小时。”

瓷杯里是清澈的白水，温度刚好。

周敏没动。她看着父亲，这个在她童年和青春期大部分时间里都如同法律条文般冰冷、精确、遥不可及的男人。母亲早逝，她是在父亲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序正义”教育下长大的。选择成为律师，某种程度上是对父亲检察官身份的一种叛逆――她要站在“辩护”这一边，而不是“指控”。父女关系因此更加疏远，近年来几乎只在春节和彼此的生日时礼节性地通个电话。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周敏开口，声音冷静，但指甲已经掐进了掌心。

周国璋在书桌后的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姿势像一个正在开庭的法官。“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打电话让你来，你不会来。就算来了，也会带着你的职业微笑和滴水不漏的措辞，然后找机会离开。”

“所以你就让人把我打晕带过来？这是非法拘禁，父亲。”周敏强调最后两个字，带着讽刺。

“我没有打你。”周国璋纠正道，“只是用了少量安全的镇静剂，确保你在路上不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至于拘禁……”他指了指门，“门没有锁，你现在就可以走。但我建议你听我把话说完再决定。”

周敏沉默了几秒，起身走到书桌对面，没有坐，只是站着，与父亲隔着那张堆满法律书籍和文件的桌子对峙。“你想说什么？关于李菲莲？还是关于‘涅资本’？”

周国璋没有直接回答。他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袋，推到周敏面前。“打开看看。”

周敏迟疑了一下，拿起文件袋。里面只有几张a4纸，是打印出来的加密邮件往来记录摘要、资金流向简图，以及几张模糊的监控截图――有她在半岛酒店与陈立伟会面的，有她进出“涅资本”工作室的，甚至有一张是她在某个深夜，站在李菲莲滨江雅苑公寓楼下的街角抽烟（她几乎不抽烟，那天是压力太大，破例）。拍摄角度都很隐蔽，显然是专业的盯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