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他们摸到了蛇山背面的悬崖下面。悬崖不高，大概三层楼的样子，但坡度极陡，石头上长满了湿滑的青苔。程振邦仰头看了看崖顶，隐约能看见炮台的轮廓。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来，他立刻带着人贴在崖壁上。光柱扫过去了，他才松了口气。

“搭人梯。”他压低声音。

三百人搭了三层人梯。程振邦第一个往上爬。他的手抠着石缝，脚踩着下面人的肩膀，一步一步往上挪。青苔滑，他滑了三次，每次都摔回人梯上，把下面的人砸得龇牙。第四次，他抓住了一根从崖顶垂下来的藤蔓。藤蔓很粗，他用力拽了两下，确定能承住一个人的重量。然后他往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崖顶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有人发现了他们。

探照灯的光柱直直地打下来，照得程振邦睁不开眼。上面的机枪响了，子弹打得崖壁上碎石飞溅。程振邦没有回头，继续往上爬。下面的三百人也都亮出了家伙，往崖顶的探照灯和机枪阵地打。枪声响成一片，把武昌城从睡梦中炸醒。

程振邦爬上了崖顶。他第一个翻过栏杆，一脚踹翻了最近的一个机枪手。后面的士兵跟着翻上来，双方在崖顶展开白刃战。程振邦端着枪扫了一梭子，打倒了好几个。然后他看见炮台的弹药库就在前面不远，铁门半开着，里面堆满了炮弹。

他冲过去。跑到一半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他摔倒在地，又爬起来，拖着那条腿往前挪。第二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肩。他单膝跪在地上，换了一只手拿枪，继续往前爬。爬到弹药库门口的时候，他已经爬出了一条血路。弹药库里的守军冲出来，他扔了一颗手榴弹进去。爆炸声响了，弹药库开始连锁爆炸。

程振邦被爆炸的冲击波掀飞出去。他落在炮台边缘的栏杆旁边，后背撞断了栏杆，上半身探出了悬崖外面。他的视野里，武昌城的灯火在旋转，探照灯的光柱刺破夜空，然后被爆炸的浓烟吞没。

他听见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声音很远，像是从水底传来的。他想回头看一眼，但脖子已经使不上劲了。他的右手还握着枪，手指扣在扳机上，但扳机已经扣不动了。左手伸进怀里，摸到了一块硬邦邦的东西。是那块干饼。他今天下午跟沈砚之一起吃的，他那一半吃完了，沈砚之那一半还留着一口。他把那一口从怀里摸出来，攥在手里。

他想起山海关的雪夜。那是宣统三年的冬天，武昌电报传来的那个晚上。沈砚之站在关城上，对着三千乡勇喊话。那时候程振邦就站在他旁边，看见他的眼眶是红的，声音却是稳的。后来他们一起攻破山海关，一起南下，一起打仗。十五年。十五年了。从山海关打到武昌，从三千乡勇打到北伐军。他跟着沈砚之，从没后悔过。

程振邦闭上眼。悬崖上的风停了。武昌城的探照灯还在扫，光柱扫过他的脸，又扫过去了。

沈砚之是凌晨三点半知道消息的。他带着援军从正面强攻，配合蛇山上的突袭。炮台被炸了，守军乱了阵脚，他带着人从城墙的缺口冲了进去。巷战打了一个小时，天亮的时候，武昌城头插上了北伐军的旗。

他是在蛇山炮台的废墟上找到程振邦的。老程躺在悬崖边缘，上半身挂在栏杆残骸上，右手握着枪，左手攥着一块干饼。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嘴角甚至还翘着一点。像是做了什么美梦，不愿意醒。

沈砚之在他旁边蹲下来。他掰开程振邦的左手，把那块干饼取出来。饼已经被血浸透了，变成了暗红色。沈砚之把饼攥在自己手里，攥了很久。然后他把程振邦的右手从枪上掰开，把那把枪收起来。老程的军装破了四个口子，他伸手把左边那个子弹洞的线头扯断，把袖子拉平。然后他站起来，对着悬崖外面。太阳正在升起。阳光从云层后面漏出来，照在武昌城的屋顶上，照在蛇山的炮台废墟上，照在沈砚之脸上。

他攥着那块染血的干饼，把程振邦的枪别在自己腰上。然后他转过身，对身后的士兵说：“把程旅长抬下去。找副好棺材。”

士兵们围过来，轻手轻脚地把程振邦抬起来。沈砚之走在前面，下了蛇山，穿过武昌城的街道。街道上到处是弹坑和断壁残垣，北伐军的旗帜在城头飘着。路边有老百姓站在门口看，有人在鼓掌，有人在哭。沈砚之没有看他们。他走在队伍最前面，腰杆挺得笔直。他的右手攥着那块干饼，左手攥着那枚青铜令牌。

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城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坐着一个卖茶的老头，正往炉子里添柴。茶壶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响。沈砚之看了那老头一眼。老头也看了他一眼。老头什么也没说，倒了一碗茶放在桌上，推到沈砚之面前。沈砚之蹲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茶是苦的。他又喝了一口。还是苦的。他把碗放下，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身后，士兵们抬着程振邦的遗体穿过城门。城门上的弹孔透进来一束一束的光，落在担架上，落在程振邦的脸上。他的脸很平静。像是睡着了。

沈砚之走出城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城门上有一块牌匾，被炮火熏黑了，但字还能辨认——“武昌”。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两秒。然后他转过头，继续走。

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北伐还没有结束。程振邦没走完的路，他得替他走完。

当天下午，沈砚之在武昌城的临时指挥所里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三行——“武昌已克，振邦殉国。北伐未竟，砚之继行。”写完之后他把信折好，交给通信兵。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青铜令牌，放在桌上。令牌正面的“正”字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的“霜”字。

那年他父亲沈仲山牺牲的时候，留给他这枚令牌。正面是“正”，背面是“霜”。父亲说，“正”是做人的道理，“霜”是做事的决心。他一直以为父亲是在教他做人。现在他明白了。父亲是在告诉他，革命这条路，从来都是用命铺出来的。有人铺在前面，有人铺在后面。程振邦铺在了武昌城下。他沈砚之还得往前走。一直走到不用再有人铺路的那天。

那天晚上，沈砚之一个人在武昌城头站了很久。城下的江水静静流着，对岸的汉阳灯火明明灭灭。他想起程振邦十五年前在山海关说的那句话——“打不过就换个打法。”他想起程振邦今天下午在战壕里笑的那个瞬间。他想起那半块干饼。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干饼的碎屑。他拿出来，撒在城头的风里。

饼屑被风吹散了。落进江里，落进夜色里，落进这座刚刚换了主人的武昌城里。沈砚之转过身，走下城头。城里的巷子里还有零星的枪声，但大部分地方已经安静下来了。老百姓在门口挂起了灯笼，庆祝北伐军的到来。灯笼的光照在沈砚之脸上，明明暗暗。他走得很稳。腰杆挺得笔直。腰上别着程振邦的那把枪。

路还长。他得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