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夏天湿黏得让人喘不过气。安平古堡的大殿里，虽然四面窗户都开着，但一丝风也没有。郑经坐在父亲郑成功曾经坐过的位置上，额头上一层薄汗。

他才二十五岁，继位三年，鬓角却有了几根白丝。

“王爷，”户部主事冯锡范捧着账册，声音不高不低，“今年上半年，田赋收了八万两，盐税三万，商税……”他顿了顿，“商税只有一万两千两。”

郑经皱眉：“这么少？去年这时候还有五万两。”

“清廷的封锁越来越严。”冯锡范四十多岁，面皮白净，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福建、浙江沿海，凡是与咱们通商的，一律抄家问斩。南洋来的船也不敢靠岸了――荷兰人在澎湖外巡逻，抓到就扣船。”

郑经的手指敲着扶手：“水师呢？不能护航？”

“王爷明鉴。”水师提督刘国轩站起来。他是个黑脸汉子，左颊有道刀疤，说话瓮声瓮气，“咱们最大的战船‘靖海号’，是崇祯年间下水的，跑了三十年。上次出海训练，船底漏水，修了半个月。其余二十几艘，一半以上超过十五年船龄。”

“那新船呢？”郑经问，“去年不是说开建三艘？”

冯锡范接过话：“钱不够。一艘战船造价两万两，三艘就是六万。可上半年国库收入才十二万两，要养三万军队，要发百官俸禄，要修水利……实在挤不出来。”

郑经不说话了。大殿里一片沉寂，只听见外面知了声嘶力竭地叫。

退朝后，郑经没回后宫，而是登上古堡最高处。

从这里能看到安平港。港里稀稀拉拉停着十几艘船，大多是渔船，战船只有五六艘，桅杆上的帆破破烂烂。远处的海面上，荷兰人的三桅大帆船像秃鹫一样巡弋着。

三年前父亲去世时，台湾还有战船四十艘，水兵两万。如今……

“王爷。”身后传来脚步声，是刘国轩。

郑经没回头：“刘将军，说实话，咱们现在打得过荷兰人吗？”

刘国轩沉默良久：“若在近海，靠着岸炮，能守。若出海决战……”他摇摇头，“荷兰人的船比咱们快，炮比咱们多，射得比咱们远。上月他们在澎湖击沉了两艘走私船，咱们的水师赶到时，他们早跑远了。”

郑经苦笑：“父亲在世时，荷兰人见了咱们的船都要躲。”

“此一时彼一时。”刘国轩叹气，“国姓爷在时，咱们有金厦基地，有大陆补给，兵源不断。现在困守台湾一岛，要粮没粮，要铁没铁，要人……岛上汉人不过二十万，征一次兵，地就荒一片。”

正说着，下面传来吵闹声。两人低头看去，几个老兵围着冯锡范的轿子，似乎在争论什么。

“又是欠饷的事。”刘国轩说，“已经欠了三个月。老弟兄们有怨气。”

郑经皱眉：“冯大人不是说，饷银筹措中吗？”

刘国轩欲又止，最后还是说：“王爷，有些话本不该末将说。但冯大人他……他侄子上月娶亲，摆了五十桌流水席，光鞭炮就放了半个时辰。”

郑经的脸色沉了下来。

傍晚，郑经召冯锡范入宫。

冯锡范还是一副从容样子：“王爷找臣？”

“饷银的事。”郑经开门见山，“刘将军说，已经欠了三个月。将士们要吃饭。”

“臣正在想办法。”冯锡范拱手，“已经派人去吕宋，找那边的华人商会借粮。只是……需要时间。”

“你侄子娶亲，摆五十桌宴席，怎么就有钱了？”郑经盯着他。

冯锡范脸色不变：“那是臣家中积蓄，还有亲友帮衬。臣为官二十年，这点积蓄还是有的。”

“是吗？”郑经从案上拿起一本册子，“这是你老家来的账册。你三个弟弟，这两年买了三千亩田，都是上等水田。钱从哪儿来的？”

大殿里烛火跳动。

冯锡范终于收起了笑容，缓缓跪下：“王爷既然查了，臣无话可说。但王爷可知道，如今朝中百官，有几个不伸手的？台湾孤悬海外，前途茫茫，大家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留后路？”郑经气得笑了，“所以你就贪墨军饷？所以水师战船破旧也不修？所以将士们饿着肚子守海防？”

“王爷！”冯锡范抬起头，“就算臣一文不贪，把所有钱都用在军政上，又能撑多久？清廷封锁，贸易断绝，岛上一年产粮只够吃十个月。没有大陆的米，没有日本的铜，没有南洋的香料，台湾就是个死岛！”

他往前跪行两步：“王爷，国姓爷的遗志是反清复明。可如今大明何在？永历帝殉国已经六年了！咱们守着台湾，到底在守什么？”

郑经跌坐在椅子上。

那一夜，郑经没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