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龙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节点。

国营厂的烟囱还在日复一日地冒着浓烟，黑灰色的烟柱在蓝天下拉得老长，像一道道未愈的伤疤。

车间里的流水线按部就班运转，齿轮咬合的“咔嗒”声沉闷而规律，工人们穿着统一的蓝色工装，动作机械得像设定好程序的木偶。

而民营企业的星星之火，才刚在少数城市的角落里燃起。

大多是夫妻档的小作坊，守着两三间漏风的小平房，雇着十几个手脚麻利的同乡，做些缝补浆洗的服装、敲敲打打的小五金生意。

能把产品装上拖拉机，卖到百里外的邻市，就已是圈子里人人羡慕的“能人”，连说话都能挺直腰杆。

可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辽源城郊的桃源食品总公司，却像一匹横空出世的黑马，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全国版图上落下五颗坚实的“铆钉”。

那红色的标记在地图上连成线、织成网，硬生生撑起了国内民营企业的首个大型食品工业网络。

站在总厂办公楼的窗前，李向南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卡车。

有的满载着面粉驶向车间，有的装着封装好的方便面奔向全国各地，车身上“桃源食品”四个红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的木纹，心里却没有多少轻松。

这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是他带着团队跑遍大江南北，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熬过无数个通宵，在谈判桌上与地方政府、原料商反复博弈才换来的结果。

1981年开春，当第一辆满载桃源方便面的卡车驶出辽源总厂时，他曾对着地图上的五个红点喃喃自语。

“这五个厂，要覆盖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让全国老百姓都能吃到咱们桃源的实在东西。”

那时他的声音还带着点沙哑，眼里却亮得像淬了火。

济南的北方分公司，是桃源迈出东北的第一步，选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岸边。

站在选址地放眼望去，左边是奔腾的黄河水，浑浊的浪花拍打着河岸，右边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风吹过，麦浪翻滚得像绿色的海洋。

离章丘小麦主产区不过三十公里，原料运输的成本能省不少。

1981年秋，王建国带着辽源的施工队赶到时，这里还是一片长满荒草的滩涂，齐腰深的狗尾草在风里摇曳，只有几间废弃的砖瓦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窗户玻璃碎了大半，风一吹，窗框就“哐哐”作响，像在哭诉被遗忘的委屈。

施工队没犹豫，当天就搭起临时工棚。

棚子是用竹竿和油布搭的，竹竿是从附近村里买的，粗细不均，油布上还带着补丁，晚上漏风，大家就挤在一起睡，两床厚被子压在身上，还是能感觉到寒气往骨头里钻。

王建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盯进度，手里拿着个掉漆的水平仪，每砌一块砖都要量三遍。

他蹲在地上，眯着眼睛看水平仪里的气泡，直到气泡稳稳停在中间，才让工人继续砌下一块。

“咱们盖的是车间，不是临时棚子，得用几十年呢！”

他跟工人说这话时，手里的馒头还冒着热气，那是食堂大师傅凌晨三点起来蒸的，面是章丘的一等粉，嚼着有股淡淡的麦香，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吃，却没人觉得苦。

有天傍晚，刚下过一场小雨，工地里的泥地滑得很，一个叫小李的年轻工人扛着钢筋走的时候，脚一滑，摔了个跟头，钢筋蹭破了他的胳膊，血一下子渗了出来。

王建国赶紧跑过去，从口袋里掏出块叠得整齐的蓝布手帕。

那是他老伴给他缝的，边角都磨白了。

他按住小李的伤口，又让人去工棚拿碘酒和纱布。

“逞什么能？疼就说，别硬扛！”

王建国的语气有点凶，手上的动作却很轻，给小李包扎的时候，还特意把纱布缠得松了点。

“明天别来工地了，在棚里歇一天，我让食堂给你煮个鸡蛋。”

小李眼眶有点红，想说“没事，还能干活”，却被王建国一眼瞪了回去。

“听我的，养好了再干，不差你这一天。”

当年12月，北方分公司正式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