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管！我就要嫁给他！他不娶我，我就不活了！”高彩霞趴在土炕上，炕席是芦苇编的，篾条松松散散，被她指甲抠得更乱，几缕断了的篾条缠在指尖。

她的哭声堵在喉咙里，像被棉花裹住，闷得发颤，眼泪砸在炕席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慢慢渗进席缝里，把干燥的芦苇浸得发潮。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补丁是高母用同色布缝的，针脚歪歪扭扭，此刻被眼泪浸得发皱，贴在胳膊上，凉得刺骨。

高军跟在后面进来，手里的旱烟袋“啪”地往门槛上一磕，烟锅里的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蹭出个小黑点，又很快被薄雾压灭。

他穿着件黑布对襟褂子，领口沾着新鲜的泥土――下午刚去后山看过红薯地，今年雨水少，红薯藤蔫了大半，他蹲在地里扒拉了半天，指甲缝里还嵌着泥。

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被荆棘划的红痕，结了层薄痂，是早上扛锄头时不小心蹭的。

“哭有啥用？”他的嗓门像被砂纸磨过，粗得震得窗纸都颤，唾沫星子溅在地上，“眼泪能让他张大毛点头？他不是犟吗？咱们就让他知道，在银谷村，犟是要付出代价的！”

五个儿子紧跟着涌进院，把不大的院子占得满满当当。

大儿子高建军攥着本蓝布账本，封皮上“1983年度银谷村合作社”的字是用红漆写的，边角磨得模糊，账本边缘卷了边，是常年揣在怀里磨的。

他把账本往院中央的石桌上一摔，“啪”的一声，里面夹的两张粮票掉出来，一张两斤，一张一斤，飘在地上，被风刮得打了个旋。

“爸，依我看，别等他‘想通’了，”高建军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他在合作社当保管员三年，惯会算小账，手指在账本封皮上划来划去，指甲盖里还沾着玉米粉，“他那是缓兵之计，肯定想趁咱们不注意，偷偷跑回省城！上次我去镇上买化肥，就听布店的李婶说，他在省城当‘导演’，认识不少大人物，哪能甘心留在咱这穷山村？”

二儿子高建武站在旁边，拳头攥得指节发白，指缝里还沾着砖厂的水泥灰。

他在镇上砖厂当窑工，上个月因为邻村的人抢了砖厂的活，差点跟人打起来，脸上还留着道浅疤，是被对方的铁锹柄蹭的。

“哥说得对！”他往前跨一步，脚踩在地上的花被子上，棉絮从破口处挤得更多，他也没察觉，鞋底的泥蹭在被面上，留下个黑印，“咱们就在进山的老槐树下埋伏，他要敢走，就把他绑回来！生米做成熟饭，看他还怎么不认！上次村西头的老赵家，儿子不愿意娶邻村的姑娘，老赵直接把人锁屋里，过了半个月，不也乖乖拜堂了？”

三儿子高建斌靠在门框上，手里把玩着个粗铁丝弹弓，弓臂缠着胶布，是去年打鸟时磨坏的，胶布都发黄了。

他在村里游手好闲，平时帮人看场子混点零花钱，谁家办红白事，他去帮着维持秩序，能混两顿饭，还能拿点烟酒。

“建武说得在理，咱们高家在银谷村怕过谁？”他晃了晃弹弓，铁珠子在兜里“哗啦”响，“就算绑了他，谁敢多嘴？李叔家的牛踩了咱家庄稼，还不是赔了五十块？到现在见了咱爸，还得低着头说话！”

四儿子高建辉和五儿子高建强没怎么说话。

他俩常年跟着父亲种地，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指关节粗得像小萝卜。

高建辉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地上画圈，圈画得歪歪扭扭，又被他用脚蹭掉，反复好几次，鞋尖沾了层泥；高建强盯着院墙上的麻雀，手里攥着块小石子，手指捏得发白，却没敢扔，只是看着麻雀在墙头上蹦来蹦去，时不时啄两下墙缝里的草籽。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