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柱办事比预想的快。第二天晚上，他就骑着一辆借来的二八大杠，满头大汗地从镇上赶了回来。

“哥，查清楚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也不进屋，站在院子里就开讲。

“马德功，四十三岁，县林业局副局长，今年刚扶正的。以前在县革委会当秘书，后来调过去的。老婆是县医院的护士长，有个儿子在省城上大学。”

“跟谁走得近？”

“跟县里的孙副县长。听说是老同学。孙副县长分管农林水利，马德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

“孙副县长……”雷建军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不过有一个事挺怪的。”赵铁柱压低嗓门，“我在镇上找了个在林业局当临时工的老乡打听，他说这个采伐计划根本不是林业局自己搞的。是前两天省里来了个什么考察团，走了之后，马德功跟孙副县长一起吃了顿饭，回来就签了这个批文。”

“省里的考察团？”

“具体什么来头，我那老乡也不清楚。但他听办公室的人说，考察团里有个人，姓吴，好像是搞木材加工生意的。在南方开了好几家厂子，专门收东北的红松木。”

雷建军没再问了。

拼图，开始成型了。

一个南方来的木材商人，勾搭上了县里的官，打着“林业开发”的旗号，要砍黑瞎子山的红松。这事往深了想，砍树不过是头一步。红松砍光了，山上没了猎物，庄园的根基就垮了。到时候他雷建军拿什么养活这几十号人？

是巧合？还是有人在背后下这盘棋？

雷建军想到了刘文海。那老家伙虽然被吓回去了，但他在县里毕竟混了几十年，关系网不是说断就断的。他找不动省公安厅，未必找不动一个县林业局。

但也可能不是刘文海。可能只是单纯的利益冲突――那片红松林，确实值大钱。一棵五十年以上的红松，锯成板材，光在本地卖就能卖到上千块。整个北坡，少说有几千棵。

算下来，几百万的买卖。

这块肉，谁都想咬一口。

第三天，雷建军独自一人去了县城。

他没骑乌拉尔，太招摇。他搭了苏漫派来送货的卡车，到了县城后，在国营饭店门口下了车。

县林业局在广场路东头，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门口挂着块掉了漆的牌子，两个窗户的玻璃碎了一块，用报纸糊着。

门卫是个四十来岁的退伍兵，瘦得像条干豆角，斜靠在门卫室里听收音机。

“找谁？”

“马德功。”

“马局长不在，下乡了。”

“什么时候回来？”

门卫撩了一下眼皮，打量了雷建军两下。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板挺得笔直，个头比门框还高。不像来办事的，倒像来找茬的。

“这……不好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雷建军从兜里摸出一盒“红塔山”，抽出一根，递了过去。

门卫接过烟，两根指头捻了捻，是真的。他态度立马软了三分。

“马局长今天去了林场。但晚上，他一般会在'红旗饭庄'吃晚饭。就在广场路那头，走两步就到。您要找他，晚上去那儿碰碰运气。”

“谢了。”

雷建军把那盒红塔山整个留给了门卫，转身走了。

红旗饭庄。雷建军进去转了一圈，一楼的大堂油腻腻的，苍蝇比客人多。二楼有三个包间，最里面那间挂着块“常宁厅”的小牌子，看着像是固定留给某些人的。

他没上去，出了门，在对面的茶摊坐下来，要了一壶砖茶。

等。

这回没等太久。天擦黑的时候，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开到了饭庄门口。车里下来三个人。

第一个，矮胖，秃顶，穿着一件藏蓝色中山装，皮鞋擦得锃亮。大冬天的，手里还捏着一把折扇――纯粹装腔作势。

跟在后面的是个年轻人，西装革履，戴着副金丝眼镜，手里拎着一只崭新的人造革公文包。

最后那个，身材精瘦，脸颊凹陷，五十来岁的年纪，但眼睛不大对头。雷建军注意到他下车时习惯性地踮了一下脚尖――这是做过工程测量的人才会有的小动作。

三人进了饭庄，直上二楼。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辆车，普通的解放牌面包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雷建军认得――前天来庄园送批文的那个瘦高个。

这就齐了。

雷建军付了茶钱，起身进了饭庄。

他没走正门，从后面厨房的通道摸上了二楼。红旗饭庄的格局他已经摸清了，后面的楼梯连着个小杂物间，杂物间跟“常宁厅”只隔了一面薄墙。

墙是木板隔的，缝大，能听见对面说话。

“马局长，来来来，满上满上！”

“吴总客气了。这么大老远从南方过来，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我这次来，主要就是为了黑瞎子山那片红松林。我在广州那边的客户等着要货呢。马局长，采伐许可的事，进展怎么样了？”

“批文已经下了，送到那个雷建军手上了。”

“他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接了批文，说要当面谈。”

“哼。”说话的人声音变了，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味道，“谈什么谈？这是行政命令，他一个村长，有什么资格跟县里谈？”

雷建军靠在墙根，听得清清楚楚。

原来那个秃顶的矮胖子就是马德功，金丝眼镜是那个姓吴的南方木材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