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村长您好，我是苏瑾，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苏瑾下车，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显得专业而亲切。她穿着干净利落的浅色衬衫和卡其裤，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寒暄几句，杨青山便带着她往陈墨家走。“合作社是陈墨那娃子牵头弄的，章程啥的也是他起的头，我带你去见见他，具体情况他熟。”

路上，偶尔有村民探头张望，目光好奇而疏离。苏瑾努力保持镇定，但脚下松软的浮土和空气中弥漫的陌生感，还是让她有些无措。

陈墨家的小院比村里其他人家更破旧些，但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陈墨刚用井水冲了把脸，手上缠着布条，正和父母说着话。看到杨青山带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进来，三人都愣了一下。

“墨娃子，这是省里来的苏瑾苏同志，法律专家，来帮咱们合作社看看章程的！”杨青山介绍道。

陈墨迅速反应过来，在身上擦了擦手（尽管没什么用），上前一步：“苏同志你好，我是陈墨。麻烦你跑这么远，辛苦了，快请进。”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但眼神清亮，态度不卑不亢。苏瑾注意到他手上的布条渗着淡淡的血色，裤腿和鞋上沾满泥沙，心里微微一动——这和她想象中的“合作社带头人”有些不同，更……接地气，也更疲惫。

简单的介绍后，苏瑾直接进入了工作状态。她拿出笔记本和专业资料，开始询问合作社的成立过程、现有成员、出资方式、土地权属、决策机制、盈余分配设想等等。

陈墨的回答有条理，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章程完全是他凭想法写的，条款粗糙，权责模糊，几乎没有风险防范条款；土地承包关系复杂，有些是村集体机动地，有些是社员自家的承包地，权益混杂；出资方式五花八门，有现金，有折算工分，还有像土豆种子这样的实物，价值难以准确衡量；关于未来的盈利模式和分配，更是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

苏瑾一边听，一边快速记录，眉头微微蹙起。出于职业习惯，她指出了好几处明显的法律风险和潜在纠纷点。

“……陈墨同志，恕我直，按照目前这个框架，一旦合作社开始盈利，或者遇到亏损，非常容易产生内部矛盾，甚至法律纠纷。比如，李婶用土豆种子入股，将来土豆丰收了，这算她的出资增值还是合作社的共同资产？分配时怎么算？”苏瑾的语气温和，但问题尖锐。

陈墨沉默了一下，诚实地说：“苏同志，你说得对。我们……确实没想那么细。大家都是一心想把这事干成，规矩方面，只知道大概要公平，具体怎么弄，不懂。”

他的坦诚让苏瑾有些意外。她接触过一些乡村项目，负责人往往更愿意强调成绩，掩饰问题。

“我理解你们的初衷。”苏瑾语气缓和了些，“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你们，把这些模糊的地方变清晰，把口头约定变成白纸黑字，既保护合作社，也保护每一个社员。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和每一位社员深入沟通。”

“需要多久？”陈墨问。

“至少需要两到三天，才能拿出一份相对规范的章程草案，然后和大家讨论修改。”苏瑾估算道。

陈墨看了一眼窗外渐暗的天色和远处那片刚刚动工的试验田，点点头：“好。我们全力配合。只是……村里条件差，要委屈苏同志了。”

当晚，苏瑾被安排在赵老师家闲置的一间小屋。小屋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她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从未体验过的、近乎绝对的寂静，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风声，久久无法入睡。

白天看到的荒芜，陈墨手上带血的布条，村民们沉默而坚韧的眼神，还有那份漏洞百出却充满热切的合作社草案……种种画面在她脑中交织。

这里的一切，都和她熟悉的、充满逻辑和条文的世界截然不同。这里有一种更原始、更直接的力量，在贫瘠和困境中挣扎着破土。

她拿起手机，没有信号。只有笔记本屏幕上，那份刚刚开始梳理的问题清单，在充电宝微弱的灯光下泛着冷光。

窗外，沙海之上，星河低垂，浩瀚无声。

试验田翻开了第一锹土。

来自外部世界的、理性的风，也第一次吹进了漠泉村。

两者将会碰撞出怎样的轨迹，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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