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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井的水，沉淀了一夜，依旧带着些许土黄，却已清澈了许多。

天刚蒙蒙亮，陈墨、杨志强和另外五个合作社的社员，就扛着铁锹、拉着借来的木犁和几大捆枯黄的麦草，来到了井边划定的十亩沙地旁。地界是用削尖的红柳枝插出来的，在广袤的沙海中显得渺小又倔强。

“开干！”杨志强啐了口唾沫在手心，搓了搓，第一个扬起铁锹，铲向板结的沙土。

没有欢呼，只有沉闷的、此起彼伏的掘土声。沙土表层的浮沙被风吹走，下面却是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盐碱结皮，一锹下去，只能啃下拳头大一块，虎口震得发麻。所谓的“试验田”，第一步是纯粹的、近乎原始的体力征服。

陈墨负责规划和指挥。他根据河图系统新解锁的初级生态评估功能，对这片地进行了快速扫描。结果不容乐观：土壤有机质含量极低，盐碱化严重，表层含水量近乎为零，且下方存在局部不透水层。

评估结论：直接种植常规作物成功率低于5%。建议：1。深翻打破板结层；2。掺入有机质（如腐熟秸秆、羊粪）改良；3。修建小型蓄水设施，采用节水灌溉；4。优选耐盐碱、耐贫瘠先锋植物。

现实比评估更骨感。他们没有足够的有机肥，羊粪在漠泉村是宝贝，各家攒着当燃料。蓄水设施需要材料和人工。唯一能立刻上马的，就是深翻和寻找最顽强的种子。

“深度至少四十公分！把下面的湿土翻上来！”陈墨一边挥锹，一边喊。他的手掌很快磨出了水泡，水泡破裂，沾上沙土，火辣辣地疼。

赵老师带着几个半大孩子也来了，孩子们力气小，就帮忙搬运挖出来的坚硬土块，捡拾地里的碎石。赵老师则拿着个小本子，记录着不同区域的土质和深度。

“墨娃子，这底下真有点潮气。”一个老社员抹了把汗，指着翻开的深沟。沟底的土壤颜色略深，捏在手里能感到一丝凉意。

这是希望井带来的、最直接的恩赐——地下水位的细微抬升，在深层土壤中留下了痕迹。

“这就是希望！”陈墨精神一振，“大家加把劲，把这片硬壳都揭了！”

日头升高，沙地变成了蒸笼。汗水滴进沙土，瞬间消失无踪。带来的水很快喝光，嘴唇干裂起皮。没有人抱怨，只有偶尔的喘息和铁器撞击硬土的铿锵声。十亩地，七个人，像蚂蚁啃骨头，一寸一寸地艰难推进。

中午，李秀英和其他几个社员家的女人送来了午饭：杂粮饼子、咸菜疙瘩、一桶能照见人影的绿豆汤。大家就蹲在刚翻出的土埂上，默默地吃。疲惫写在每一张沾满沙尘的脸上，但看着那一片被翻开的、颜色迥异的土地，眼里又有光。

下午，他们开始尝试“草方格”固沙。这是从老一辈那里学来，又被陈墨结合河图里一些简单图示改良过的方法。将带来的长麦草均匀铺在翻松的沙土表面，形成网格，再用铁锹将草格中央的沙土压实，把草的两端埋进沙里，压住。

“这样能拦住风，减少蒸发，草烂了还能肥地。”陈墨示范着。原理简单，做起来却极其繁琐耗力。十亩地，需要的草量是个天文数字。目前的麦草，只够铺满不到一亩。

“明天我去趟乡里，看能不能收点麦草，或者问问有没有便宜的防风网。”陈墨心里盘算着，这又要钱。合作社凑起来的那点启动资金，像捧水洒进沙地，眼见着就要见底。

傍晚收工时，十亩地只翻整、铺好草方格不到两亩。腰酸背痛，手上满是血泡和破口。但回头望去，那两亩被草方格整齐划分的土地，在暮色中显得异常规整、安稳，与周围狂野的流沙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种微弱的、属于“秩序”和“耕作”的气息，开始在这片沙海上弥散。

就在这时，村口方向传来一阵陌生的引擎声。一辆沾满灰尘的白色suv，摇摇晃晃地驶进了漠泉村。

来人正是苏瑾。

她摇下车窗，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仿佛被时光遗忘的村庄。低矮的土坯房，歪斜的木栅栏，尘土飞扬的土路，以及无处不在的、刺眼的黄沙。唯一的不同，是村口几户人家院里晾晒的、洗得发白的衣服，和墙角探出的几丛半死不活的蔫花。

按照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她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周的驻村服务，协助规范一个刚成立的“治沙合作社”。来之前，她查过资料，也做过心理准备，但眼前的荒凉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尤其是空气中那种干燥的、似乎能吸走一切水分生机的气息，让她这个来自省城的女孩下意识地抿紧了嘴唇。

车子停在村委会（实际就是老村长家旁边一间稍大的土屋）门口。杨青山已经等在那里，他刚和陈墨他们从地里回来，裤腿上还沾着泥点。

“是苏同志吧？一路辛苦！”杨青山热情地迎上来，笑容朴实，带着风沙打磨过的粗糙感，“我是漠泉村的村长杨青山。”

“杨村长您好，我是苏瑾，省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者。”苏瑾下车，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显得专业而亲切。她穿着干净利落的浅色衬衫和卡其裤，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