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岸村师部的命令下达得雷厉风行。老徐和周主任几乎是不眠不休，在最短时间内拿出了一份详尽的清单。

不仅列明了冀绿7号绿豆、中红3号红豆、速生甜荞种的需求总量，更细化到了每个行政村、甚至重点农户的预估配额；鸡鸭苗则按肉用型与蛋用型分类，精确到“只”。这份沉甸甸的清单，被火速送到了林薇手中。

接下来的日子，林薇、沈耘和杨筠再次进入了那种高度专注、分秒必争的工作节奏。

依托根据地内早已建成的数个绝密接收点，一批批用麻袋封装得严严实实的良种。

以及那些装在特制透风竹笼里、发出细细啁啾声的雏禽，通过林薇的“渠道”，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预定位置。

每一次“投放”都如同执行一场小型战斗任务：接收点提前彻底清场，由杨筠进行最后的安全确认；林薇全神贯注完成操作后，便在杨筠的贴身护卫下迅速撤离，不留任何痕迹。

随后，老徐安排的核心接收人员才会如同从地底冒出一般，迅速、沉默地将这些“希望的火种”转运至更加分散隐蔽的中转站。

物资到位，真正的硬仗才拉开帷幕。老徐和周主任忙得脚不沾地，声音都沙哑了。

周主任主抓“人心”与“动员”。他组织起各级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无数个小分队，拿着自制的表格和铅笔头，深入每一个村庄、每一户农家。

“老哥，政府这次下了大力气，弄来了一批顶好的短熟作物种子，还有长得快、下蛋勤的鸡娃鸭娃。咱家里地头有闲地不？房前屋后能搭个棚不？想领点啥？政府有政策，可以用余粮、山货换，也能用边区票买，实在困难还能先赊借，秋收后再还！”

老徐则主抓“物流”与“落地”。他几乎调动了根据地一切能动的运输力量：吱呀作响的骡马车、沉甸甸的独轮车、战士们宽阔的肩膀……

将堆积如山的种子和喧闹的雏禽，像输血的毛细血管一样，精准地送达每一个登记点。他常常亲自押送最远、最难走的路线，眼睛熬得通红，却精神亢奋。

搞宣传的同志立刻跟上。村头斑驳的土墙上，用石灰水刷上了醒目的大字：“抢种一季豆，秋后粮满仓！”

“家养三只禽，油盐不缺零！”

晒谷场上的动员大会，干部们举着饱满的种子样本，声音洪亮：

“乡亲们！看这绿豆、红豆，五十多天就能见收成！不挑地，耐瘠薄，种下去就有指望！收了能当粮，能换钱，豆秸还能沤肥！”

“这甜荞，六十天！就算遭了早霜也不怕！荞麦面蒸的馍，瓷实顶饿！”

“这小鸡小鸭，是咱千挑万选的好种！吃菜叶、吃虫子就行，长得快，不易病！母的下蛋勤，公的长膘快！养好了，平时碗里见荤腥，过年桌上添硬菜！粪便是好肥料，地都跟着肥！”

“政府搭台，咱百姓唱戏。有粮的出粮，有山货的出山货，有边区票的使票，啥都紧巴的，拿旧物来折价也行！就一条：让家家户户都能沾上光！”

反响热烈，却并非铁板一块。

那些亲眼见过、甚至参与过试验田劳作的人，成了最坚定的“种子用户”。韩老汉、李老汉他们简直成了活招牌，逢人便拍胸脯：

“信政府的，吃不了亏！那高产谷子、拳头大的土豆，咱是亲眼见的！这新种子，差不了！”

“那鸡苗鸭苗，精神！比咱本地土崽子看着就水灵，爪子都有劲！”

他们往往是第一批登记，用积攒的鸡蛋、干货或皱巴巴的边区票，换回用旧布小心翼翼包好的种子和毛茸茸、暖烘烘的雏禽，像捧着金疙瘩一样捧回家。

部队的伙食单位更是积极响应，司务长们算盘打得噼啪响：“好！秋后收了豆，给伤员病号熬粥，最养人！”“甜荞面耐储存，做干粮合适！”“养鸡好，鸡蛋是实在营养，首长的病号饭都有着落了！”

然而，也有不少农户站在人群外围，眼神渴望，脚步却钉在原地，脸上写满犹疑。

“真有恁好？五十来天……别是哄人的吧？咱祖祖辈辈土里刨食，没听说过。”

“这洋鸡鸭，娇气吧？万一闹个瘟，本钱折了不说，心里也难受。”

“再看看，再看看……等左邻右舍真种出来、养活了，咱再说不迟。”

任凭干部磨破嘴皮，他们只是摇头，或搓着手讪笑，不肯轻易迈出那一步。

对于将收成视为身家性命的庄稼人而，任何改变都意味着风险，需要时间去观望和消化。

老徐和周主任对此早有预料，并不气馁。他们清楚，千万语不如一捧实打实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