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板在安宁县城边上，硬生生拿下了一块平整的空地，当着一众矿上职工的面，掷地有声地说，要在这里建一座篮球馆。不是那种临时拼凑、用铁皮搭起来的简易棚子，不是刮风漏风、下雨漏水的将就之地，而是正儿八经的标准场馆――有阶梯式看台，能容纳上千人呐喊助威；有宽敞明亮的更衣室，能让队员们舒舒服服地休整备战；有专业的灯光音响，能让每一场比赛都有主场的氛围；还有平整光滑的实木地板，再也不用踩在开裂的水泥地上练球。

陈敬东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办公室那张略显陈旧的办公桌前，低头修改下赛季的训练计划和联赛申报材料。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笔尖在纸上快速滑动，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字迹上，泛着淡淡的光泽。手机突然响起，屏幕上跳动着“杨总”两个字，他随手接起，电话那头传来杨老板一贯沉稳平淡的语气，仿佛只是在说“今天吃了什么”这样寻常的事。

“陈总，地批下来了。下个月动工，工期估计半年，赶在下赛季开赛之前，保证能够用上。”

陈敬东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顿，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墨痕，他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语气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杨总，你之前怎么没提过这件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又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杨老板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语气里带着几分随意，却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顿了顿，又补充道，“我答应过那些孩子，要给他们一个像样的球场。不能让他们一直在那个破训练馆里凑合着过日子。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夏天像个蒸笼，练一会儿就满头大汗，队员们常常练得中暑；冬天像个冰窖，手脚冻得僵硬，连球都握不稳；地板还是裂的，好几次张明他们练球，都差点被绊倒。我去看过几次，心里实在心疼。”

陈敬东握着手机，沉默了。他想起那个陪伴了安宁队多年的旧训练馆，确实简陋得不能再简陋，墙壁斑驳，屋顶漏雨，地板开裂，连像样的取暖和降温设备都没有。可就是在那样的地方，队员们拼了一个又一个赛季，最终拿到了总冠军。杨老板嘴上不说，却一直记在心里，记着那些孩子的不易，记着自己曾经许下的承诺。

“再说了，”杨老板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几分骄傲，也带着几分较真，“咱们安宁队都拿总冠军了，是冠军球队。总不能还让人笑话，说冠军球队连个像样的主场都没有，连个能好好练球的地方都没有。我杨某人丢不起那个人，咱们安宁也丢不起那个人。”

陈敬东忍不住笑了，眼底的惊讶渐渐被暖意取代，语气里满是感激：“杨总，谢谢你。只是这篮球馆，从头到尾建下来，得花不少钱吧？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也不用你出一分钱。”杨老板的语气很干脆，带着矿山老板特有的豪爽，“我矿上这几年效益还行，挖出来的矿卖了不少钱，挤一挤，建这么一座篮球馆，还是够的。”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一些，褪去了往日的豪爽，多了几分不易察觉的温柔与执念，“陈总，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搞这个篮球馆，不光是给球队用的，也不光是为了争那口气。”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语气里带着几分悠远的怅然：“安宁这地方，小，偏，交通也不方便，没什么像样的体育设施。城里的孩子们想打个球，要么去学校，可学校的球场不让外人进，放学之后就锁得严严实实；要么去公园，公园的球场是水泥地，坑坑洼洼的，还裂着缝，摔一跤就破皮流血。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没钱去正规球场，就在村口的水泥地上打球，夏天晒得脱皮，冬天冻得手僵，摔一跤，膝盖能破一个星期，结痂了又摔破，反反复复。我不想让现在的孩子，还过我小时候的日子，不想让他们的篮球梦想，被一块破场地困住。”

陈敬东握着手机，喉咙忽然有些发紧，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暖暖的，又有些酸涩。他一直以为，杨老板投资篮球，只是一时兴起，只是想给自己的矿山添一份名气。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这个看似粗犷、不苟笑的矿山老板，心底藏着一份温柔的执念，藏着对家乡孩子的期许，藏着一个未完成的少年梦想。

“杨总，谢谢你。”千万语，最终只只化作一句简单的感谢，却包含了陈敬东所有的敬佩与动容。

“谢什么？该说谢谢的是我。”杨老板的声音柔和了许多，“是你，让我们安宁队获得总管冠军，让我重新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打过球，也痴迷过篮球，也想过要有一个像样的球场，想过要站在赛场上，好好投一个球。后来因为家里穷，没条件继续打，就去挖矿了，把这个梦想，埋在了心底。现在，建一座篮球馆，不光是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也算是圆了我自己年轻时的一个梦。”

挂了电话，陈敬东坐在办公室里，久久没有动。他放下手机，抬头看向窗外，阳光很好，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远处的矿山轮廓清晰可见，风吹过树梢，带来淡淡的草木清香。他想起第一次见杨老板的时候，那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手里抽着烟，烟雾缭绕中，目光锐利地审视着他，语气冷淡，带着几分审视与不信任。那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搞矿的老板，气场强大，不好打交道，怕是很难说服他投资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