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苏州府吴县官仓。

天刚蒙蒙亮，仓前的石板路上便已排起蜿蜒的队伍。

雾气从河渠里升起来，灰蒙蒙的，贴着地面飘，把远处的屋檐和树梢都浸成了淡墨色。

仓门是厚重的黑漆木门，门楣上悬着一块褪色的匾额。

“吴县常平仓”四个字被风雨侵蚀得笔画模糊，只有凑近了才能辨认。

两个穿着青色盘领衫的皂吏守在门口。

一个手里敲着梆子，另一个朝渐渐亮起来的天边瞥了一眼，高喊道：

“时辰到，开仓――”

声音在潮湿的晨雾里拖得很长，惊起屋檐下一窝麻雀，扑棱棱飞出去，消失在灰白色的天光里。

门轴吱呀转开，露出仓内阴凉幽暗的厅堂。

几个书吏已经在长案后坐定，面前摊着黄册、算盘和一叠叠引票。

最靠近门的一位姓周的从九品仓大使，穿着一件没有补子的圆领绿袍常服。

正用一方手帕擦拭额上的汗――五月中，苏州已闷热得像蒸笼。

河渠里飘着水草的气味，与官仓里新米、陈谷和潮湿青砖混杂的气味融在一处，黏糊糊地堵在鼻腔里。

周大使看了看外面。

一名皂吏正在用一组标准铜砝码――五斗、三斗、一斗――挂在斛上，检查新斛上的指针是否回零。

“今年开始用天平斛了，不看粮食大小，只看够不够重。你们都会了吧？”

那个年轻点的书吏点头，手里的笔在指间转了一下。

“回大人，都用过了，砝码和斛杆都是上头发的，都有编号。

山西张氏秤行有人在苏州，一年内坏了他们上门修，报纸上也说了，做不得假。”

周大使听完点头。

“这帮子西商还挺会琢磨得，这天平斛着实精巧，还到处驻人管修。”

年轻书吏表情有些不爽：

“那些西商精明着呢，管修纯是因为户部给得价钱高，一个天平斛九块银元呢。

过去我们的300斤‘双砣大秤’才多少？4两银子还管送货呢。”

另一个中年书吏却接了话，声音里带着老吏特有的那种见过世面之后的犹疑。

“大人，容小老发句牢骚。天启爷是好心，这我们都知道。

但西商卖的这天平斛我知道，过去海青天就用过，当时叫‘海公秤’。

海青天在的时候，‘耗米’、‘脚钱’、‘规礼’无非就是少了些，也没免咯。

海青天一走，那直接就废了。”

周大使摇了摇头，把手帕塞进袖子里。

“老陆，你就是老腔老调。过去那是全靠海青天一人，现在能一样吗？

天启爷要推天平斛，谁敢拦？”

他看了看外面的皂吏，又看了看老陆，声音压低了些，但语气笃定。

“天启爷不是糊涂人，今年开始给你们这些胥吏都定了柴薪钱，一个月一块银元呢。

你们过去‘踢斛’、‘淋尖’、‘折耗’，也就划拉这么些钱吧？还是违法的。”

老陆和年轻书吏对视一眼，不说话了。

他们都点头，柴薪钱确实发下来了，没有什么折色，都是银元，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年轻些的书吏有些向往，手里的笔停了一下，目光飘向窗外。

“是的，我听说海关司更多呢，上海一个月三块呢。”

周大使笑了笑，捋了捋短须。

“就是嘛，还有你们别忘了，现在社学可是已经恢复五年了。

别以为你们那些算账、报税的本事有什么了不得的。

贪多了碍了县令大人的考成绩效和养廉银，立马就把你们开革了重新找人干。

咱们牛县令一年能得六百多块银元，有七成可全靠天启爷给的绩效和养廉银撑着呢。”

三人就这么聊着，声音在仓厅里嗡嗡地回荡，前来完粮的百姓越来越多了。

他们大多是一早从城外乡间撑船过来的，河埠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乌篷船、平底船。

船头上堆着用麻袋或竹箩装着的“白粮”――苏州府夏粮中最好的那部分，是要解送京城的。

河水的腥气混着新米的清香，在晨风里飘散。

上了岸，男人们挑着担子，扁担在肩上吱呀吱呀地响。

女人抱着孩子或提着干粮篮子，跟在后面。

老人拄着竹杖，步履蹒跚。

队伍里不时有人咳嗽，有人在石板路上放下担子歇气。

用袖子抹一把额头的汗，看看前面还有多少人，叹口气，又挑起担子。

也有一些士绅家的管事带着庄户前来，缴纳一些明面上的田赋。

他们穿着干净些的短褐，站在队伍里不说话，只是冷眼看着周围的人。

排在头里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里长，姓赵，带着本图甲的七八户粮户。

他的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皱纹很深，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

他递上手里的“由票”，书吏接过来仔细核对上面的田亩数、应征米数。

“赵里长，你家这图，白粮三石七斗，糙粮两石一斗，另加耗米八升……量米吧。”

赵里长的眼睛瞪大了，身体往前倾了一下。

“今年又降了？去年还是一斗八升，十年前耗米至少两斗五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