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者：林主春绿
林建国是在一场葬礼上意识到自己老了。
那是初秋的午后，天灰蒙蒙的，像块洗了太多次的抹布。殡仪馆门口停着几辆黑色面包车，花圈沿着墙根摆了一溜，白菊花黄菊花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着什么人无声的叹息。
死的是他以前的车间主任老赵，脑溢血，说走就走了。追悼会上来了不少老同事，林建国一个个看过去，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这些人的头发都白了，背都驼了，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站在那儿活像一排快要倒下的老树。他一个一个地辨认，认出这个是当年的技术骨干，那个是篮球场上最能跑的小伙子，可他们看他的眼神也一样，迟疑着，打量半天才敢叫出他的名字。
“建国？真是你啊？你怎么也……”
也什么？老赵的儿子没说完，但林建国懂他的意思——你怎么也老成这样了？
他没接话，只是用力握了握对方的手，感觉那手枯瘦、粗糙，骨节突出，像一把干柴。回家的公交车上他靠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车窗开着一条缝，风灌进来，凉飕飕地扫过他的脖子。他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他也是坐这路公交车，穿着单薄的衬衫，胸口别着一支钢笔，口袋里揣着刚发表的诗稿，满脑子都是要去远方、要去闯荡、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的念头。那时候的风吹在脸上是热的，是活的，是催着他往前跑的。
而现在的风，只让他觉得冷。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住在城东一片老小区的顶楼，六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他摸黑一级一级地往上爬，走到四楼的时候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心脏跳得不太对劲，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乱撞。他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那声音像一个旧风箱，干涩、费力，随时都可能散架。
他想起父亲六十二岁那年也是在爬楼梯的时候突然倒下的，再也没有起来。而他也快六十了。
进了门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窗前坐下。窗外的城市亮起来，万家灯火，像一片璀璨的星河，可没有一盏灯是为他亮的。他住的这个地方，严格来说甚至算不上一个家——只是他租的一间房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件换洗的衣服，两箱旧书，和一沓压在箱子底下的手稿，那些手稿上的字迹已经泛黄了，有些地方还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但他一直没舍得扔。
那是他二十岁出头写的东西。
林建国闭上眼，那些久远的、蒙着灰尘的记忆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水，汹涌着涌了上来。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想起了那些被他辜负过的人，想起了那些永远也回不去的日子。那些记忆太久远了，远得像上辈子的事，可又太清晰了，清晰得每一个细节都像刚刚发生过。
他忽然想起一段话，不知道是自己写的还是从哪儿看到的，但那几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的眼泪就是在那个时候落下来的，无声无息地，顺着脸颊的沟壑往下淌，一直淌进嘴角，咸的，涩的，和二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时那场雨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时候他还叫林建国，二十五岁，是县化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
说“普通工人”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在整个化肥厂甚至整个县城，林建国都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他的出名不在于他的技术有多好，也不在于他的力气有多大，而在于他会写诗。
在那个年代，写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县里的文学刊物每期都会发他的作品，市里的报纸副刊也偶尔能看到他的名字，他甚至还在省里的一家杂志上发表过一组诗，那期杂志他一口气买了二十本，逢人就送，连厂门口修自行车的老王头都收到了一本，虽然老王头根本不认得几个字。
林建国长得也体面，一米七八的个头，浓眉大眼，头发乌黑浓密，喜欢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口别一支英雄牌钢笔，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昂扬的精气神。厂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没少在背后议论他，说林建国要是去考大学，肯定能考上；说林建国这样的人待在厂里，是屈才了。
这些话传到林建国耳朵里，他心里是受用的，但他从不表现出来，只是笑一笑，继续埋头写他的诗。他有一个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诗和散文，有些还配了插图，画的是高山、大海、飞翔的鹰。他给这个笔记本取了个名字叫《远方的召唤》，因为他觉得远方在呼唤他，他注定不属于这个小小的县城，不属于这个机器轰鸣的化肥厂，他应该去更大的地方，bj、上海、广州，去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
而在这所有的远方中，最让林建国魂牵梦萦的，是深圳。
一九八八年，深圳特区成立八周年，那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传说，一个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地方。林建国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关于深圳的长篇报道，那些文字像火一样点燃了他的心——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厂企业鳞次栉比，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涌来，怀揣着梦想和热血，在那片热土上挥洒汗水，书写传奇。报道里说，在深圳，只要你肯干、肯拼、有本事，你就能出人头地。
林建国把那篇报道反复看了十几遍，有些段落他几乎能背下来。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深圳的灯火、深圳的街道、深圳那些和他一样年轻的面孔。他翻身坐起来，拧开台灯，在《远方的召唤》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要去深圳。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写下这行字的时候他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他觉得命运正在向他招手，他觉得他的人生就要翻开崭新的一页，他觉得他离那个叫“成功”的东西只有一步之遥。
他唯一没有想过的，是这一步，他走了将近三十年，却始终没能跨过去。
他把去深圳的想法第一个告诉了父亲。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父亲刚从田里回来，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沾满了干掉的泥巴。林建国坐在灶台边帮母亲烧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明明暗暗的。他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开了口。
“爸，我想去深圳。”
父亲正在水缸边舀水洗手，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停了那么一两秒，然后继续洗，好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
“爸，我说我想去深圳。”林建国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
“去深圳干什么？”父亲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听不出什么情绪。
“去闯一闯。那边机会多，我想去试试。”林建国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笃定，“我查过了，那边有很多文化公司，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说不定能……”
“你走了，厂里的工作怎么办？”父亲打断了他。
“可以先停薪留职。”
“停薪留职？”父亲转过身来看着他，灶火的光映在他黝黑的脸上，皱纹像一道道干涸的沟壑，“你在厂里干了三年了，眼看就要评初级工，你走了，回来还能有你的位置？”
“我不一定要回来。”林建国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
空气安静了几秒。母亲坐在灶台边，手里的火钳停在半空中，看了看丈夫，又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
父亲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在围裙上擦干了，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模糊了他的表情。
“你想好了？”他问。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父亲没有再说话，转身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攥着一沓钱，新旧不一的钞票，有些皱得厉害，有些还带着折痕，面额有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还有一些毛票。他也没数，直接塞进了林建国手里。
“就这么多，家里就这么多。”父亲说完这句话，又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你大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走了就别回头。”
“就这么多，家里就这么多。”父亲说完这句话，又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你大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走了就别回头。”
林建国攥着那沓钱，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知道这些钱是父亲攒了多久的，是母亲养了多少只鸡、卖了多少个鸡蛋才攒下来的。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后来他真的就走了。
走的那天是三月十二号，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植树节，也正好是秀兰的生日。秀兰是他谈了三年的对象，在县医院当护士，圆圆的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白大褂的样子好看极了。林建国追她的时候写了一百多首诗，每一首都是为她写的，秀兰每次看完都脸红红的，说他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人。
林建国没有当面跟秀兰告别。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很长，足足写了八页纸，在信里他告诉她他要去深圳了，要去做一番大事业，等他站稳了脚跟就回来接她，让她等着他。他把信塞进她家的门缝里，然后背着行李袋去了长途汽车站。
那天下着小雨，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林建国坐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县城一点一点往后退，先是熟悉的街道，然后是厂房的烟囱，然后是那些灰扑扑的居民楼，最后连县城也看不见了，窗外只剩下一片接一片的田野和偶尔掠过的村庄。
他忽然觉得很难过，那种难过不是撕心裂肺的，而是闷闷的、沉沉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他想起了秀兰，想起了她笑起来的样子，想起了她喊他“建国哥”时候的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含了一颗糖。他想起了父亲递给他钱时转过身去的背影，想起了母亲站在门口一直挥一直挥的手，想起了那本《远方的召唤》就放在行李袋的最底层，那是他全部的梦想和家当。
车开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昏黄，又从昏黄变成漆黑。车厢里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吃饼干，有人在高声谈论着什么。林建国靠在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心里却亮堂得很。他想，等他到了深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会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会写出更好的诗，会把秀兰接过来，会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会让父亲母亲过上好日子。
他想得很远很远，远到这些想象渐渐变成了一种模糊的、暖融融的光，把他整个人都包裹了起来。他在那团光里慢慢闭上了眼睛，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
他不知道的是，那团光，是他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最后一次触摸到的、完整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希望。
深圳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是一张暂住证。
到了深圳他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他以为凭他的文笔，凭他的诗，找个文化方面的工作应该不难，可现实是，他跑了三天，去了六七家所谓的文化公司，要么是皮包公司，要么是招打字员和业务员的，没有一家对他的诗感兴趣。
“写诗？”一个叼着烟的中年男人把林建国的诗稿扫了一眼，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扔回桌上，“兄弟，这里是深圳，不是作协。你写诗能当饭吃？”
林建国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把诗稿捡起来，小心翼翼地理平整，装进信封里，转身走了出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匆，没有一个人多看他一眼。他站在那栋写字楼门口，仰头看着明晃晃的阳光，觉得那光刺眼极了，刺得他眼眶发酸。
后来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电子厂当流水线工人，和他之前在化肥厂干的活儿没什么两样，甚至更枯燥、更机械。他每天要在流水线上站十二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电路板上的电容插进对应的孔里，然后交给下一个工位。那个动作他一天要重复几千次，做到后来手指都肿了，指甲盖下面全是淤血，疼得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住在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屋子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汗臭和泡面的味道。他的铺位在上铺，头顶就是嗡嗡响的风扇，到了夜里风扇的声音和工友们的呼噜声混在一起，吵得他神经衰弱。他有时候半夜醒来，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灰白的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想写诗，可是每天下班回到宿舍，他已经累得连笔都握不稳了。他试过几次，坐在床沿上，拿出那本《远方的召唤》，可脑子里空空荡荡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些曾经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诗句，现在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滴也流不出来。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想起父亲说的那句“走了就别回头”，想起秀兰还没有给他回信，想起县城那个安稳的、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在那个日子里，他会评上初级工，然后中级工，然后高级工，会和秀兰结婚，会分到一套单位的福利房，会有一个孩子，会在每个周末带着孩子去公园，会在每个春节回父母家吃年夜饭。那个日子平淡，乏味，甚至有些沉闷，可它是踏实的，是确定的，是不会有任何意外的。
而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
三个月后，秀兰的信终于来了。
信不长，只有一页纸，字迹是秀兰的，工工整整的，但有些地方被水洇湿了，模糊了几个字。秀兰在信里说，她等了他三个月，等来的只有一封又一封诉苦的信，没有钱，没有未来，没有他承诺过的“站稳了脚跟”。她说她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在税务局上班的，家里条件不错，对她也好。她说她想了很久，哭了很多次，最后还是决定不等了。她说她不是不想等，是等不起了。她说她把他的那些诗都收在一个铁盒子里，没有扔，但也不会再看了。信的最后她写了一句话：“建国哥，你要好好的。”
林建国把这封信看了不下二十遍，每看一遍心就像被刀剜了一下。他拿着信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他以为自己是愤怒，可后来他明白了，那不是愤怒，那是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怕秀兰说的是对的，他怕他真的永远也“站稳”不了，他怕他这辈子就这样了，在流水线上消耗掉所有的青春和热血，最后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一事无成，一无所有。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上夜班。他一个人坐在深圳河边，抽了大半包烟，河水黑黢黢的，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臭味，远处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被水流扯成一条条扭曲的光带，红的绿的黄的，像鬼火一样闪烁不定。他就那么坐着，坐到后半夜，坐到烟抽完了，坐到手冻得发紫，坐到天边泛起一线灰白。
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回了宿舍。
他辞了电子厂的工作，开始四处找新的出路。他做过保安，做过推销员，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在餐馆里洗过盘子，在天桥底下摆过地摊，在火车站附近帮人拉过行李。每一份工作他都干不长，不是他吃不了苦，而是他觉得这些工作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远，远到他几乎看不见了。
但他没有离开深圳。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可能是那本《远方的召唤》，可能是那些还没写出来的诗，可能只是一个念头——他不能回去，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他走的时候跟父亲说过“不后悔”，跟秀兰说过“等我”，他不能让这些话变成一个笑话。
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离那个“诗人”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他开始喝酒，开始抽烟，开始和工友们一起去路边摊吃烧烤、吹牛、骂老板。他开始习惯了深圳的生活，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而是一种粗糙的、坚硬的、充满汗水和灰尘的生活。他不再穿那件胸口别钢笔的白衬衫了，因为白衬衫太容易脏了。他也不再随身带着那本《远方的召唤》了，因为那本笔记本的边角已经卷了，封面也磨花了，翻开的时候纸张发黄发脆，像随时都会碎掉。
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而是像水渗进沙子里一样，一点一点地、不动声色地，把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一九九二年，他在一家货运公司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当搬运工。
说“相对稳定”其实也不准确，因为这份工作没有合同，没有社保，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老板姓陈，是个四十多岁的潮汕人，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动不动就骂人。但这份工作有一个好处——工资还算可以，而且几乎天天有活儿干。
林建国每天的工作就是跟着货车跑，把货物从仓库搬到车上，到了目的地再从车上搬下来。货物什么都有，有时候是成箱的服装，有时候是五金配件，有时候是一袋袋的水泥。水泥最要命，一袋五十斤，搬一车下来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鼻子嘴巴里全是水泥粉末，呛得人直咳嗽，咳出来的痰都是灰黑色的。
他那时候三十岁了，正是体力最好的时候，一百多斤的货扛起来就走，腰不酸腿不疼，一天搬下来还能跟工友们去大排档喝两杯。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搬运工没什么区别了——晒得黝黑的皮肤，粗壮的胳膊，常年穿一件灰色的圆领衫，脚上踩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头发剪得很短，说话嗓门也大了，偶尔还会爆几句粗口。
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比如某个深夜，比如某场雨后，他会忽然想起一些什么。他会想起那些他曾经写过的诗，想起那些他曾经用过的华丽的词藻，想起那些他曾经相信过的、关于远方的美好的想象。那些东西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过去的旧照片，模糊了，褪色了，但他知道它们还在，就在某个地方，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有一次他在仓库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旧杂志，不知道是谁扔在那儿的，封面已经撕掉了一半。他随手翻了几页，看到上面有一组诗，作者的名字他不认识，但那些诗句写得真好，好到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两遍，心里又酸又涩，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买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回到出租屋，在昏黄的灯光下坐了很久。他想写点什么，他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说，那些话在胸口堵了很久，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可他拿起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不是没有话，是那些话不知道怎么说了。那些曾经流畅的、自然的、水到渠成的句子，现在像生锈的齿轮，怎么转都转不动。他试着写了一个开头：“今夜深圳的月亮很圆”，然后就卡住了，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看着那行字，觉得它俗气、笨拙、毫无灵气，简直不像是一个人写的，更不像是一个曾经发表过那么多诗的人写的。
他把笔放下，把本子合上，熄了灯，在黑夜里睁着眼躺了很久。
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他认识了阿芳。
阿芳是在货运公司隔壁的一家发廊上班的，湖南人，比他小五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她不太爱说话，但干活很利索，给客人洗头剪头的时候总是安安静静的，不像别的发廊妹那样叽叽喳喳地跟客人套近乎。
他们认识的过程很平常。林建国路过那家发廊的时候被阿芳叫住了，说他的头发太长了，该剪了。他就进去剪了，剪完照着镜子看了看，觉得还行，就又多去了几次。一来二去的就熟了，熟了以后就开始说话，说话多了就有了感情，有了感情以后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追求，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表白，甚至没有一封像样的情书。林建国有时候想起来觉得好笑，他当年给秀兰写了一百多首诗，可那些诗最后什么都没留住。而阿芳，他连一句像样的话都没说过，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在一起了。
可平淡有平淡的好。阿芳不会问他以前的事，不会问他为什么不写诗了，不会问他那本《远方的召唤》是什么。她只是每天下班以后来他的出租屋，给他做一顿饭，把屋子收拾收拾，洗洗衣服，然后坐在他身边看电视。她看电视的时候喜欢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呼吸均匀而轻浅，像一个孩子。
林建国有时候会侧过头去看她，看她安静的睡脸，看她嘴角那一点若有若无的笑，心里会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受——那感受不是激动，不是狂喜，而是一种踏实的、安稳的、像冬天的棉被一样让人想蜷缩在里面的暖意。他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吧，不是诗，不是远方，不是轰轰烈烈，就是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起，过一天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