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〇年，林建国三十七岁，阿芳三十二岁，他们结婚了。

二〇〇〇年，林建国三十七岁，阿芳三十二岁，他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没有婚纱照，甚至没有一枚像样的戒指。他们只是去民政局领了一张证，然后在出租屋里炒了几个菜，叫了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吃了一顿饭。阿芳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是她特意去东门买的，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她穿上那件毛衣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眼睛亮亮的，脸颊红红的，笑得特别好看。

林建国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酸。他想说点什么，想说“阿芳你辛苦了”，想说“以后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想说“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可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就那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酒杯，一口气干了一大杯白酒，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阿芳生孩子那年，林建国四十岁。

是个女儿，六斤八两，哭声嘹亮，把产房外面等着的林建国吓了一跳。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他手足无措地接过去，那么小的一团，软软的，热乎乎的，两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闭着眼睛哇哇大哭。林建国抱着她，手在抖，心也在抖，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

他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地坐在县城的楼顶上写诗，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想起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背着行李袋坐上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觉得远方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他。他想起自己三十岁的时候，在货运公司扛水泥，满身满脸都是灰，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可心里还憋着一股气，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而现在他四十岁了，是一个搬运工，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父亲。他的梦想呢？他的诗呢？他那个“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名字”的豪壮语呢？

他不知道它们都去哪儿了。也许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也许它们只是一些年轻的、天真的、可笑的幻觉，被时间一吹就散了。

女儿取名叫林念，小名念念。阿芳说这个名字好听，念来念去的，顺口。林建国没说什么，但他心里知道，他给女儿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有些东西他再也回不去了，只能念着。

念念三岁的时候，林建国的腰出了毛病。

医生说是因为长期负重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建议他不要再干重体力活了，否则以后可能连路都走不了。林建国听了没当回事，觉得医生都是危耸听，他身体底子好，歇两天就好了。可后来腰越来越疼，疼到有时候连翻身都翻不了，疼到搬货的时候腿会突然发软使不上劲，疼到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体，也老了。

他辞了货运公司的工作，开始找一些轻省一点的活儿干。他做过仓库管理员，做过超市理货员，做过小区保安，每份工作工资都不高，但胜在不太累。可深圳的物价一年比一年高，房租一年比一年涨，念念的奶粉钱、学费、补习班的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他和阿芳身上。阿芳在发廊的工资也不高，两个人加在一起，刚刚够一家三口的口粮，一分钱都存不下来。

那些年林建国最怕的就是生病，不是怕自己生病，是怕念念生病。念念体质不好，一到换季就感冒发烧，每次去医院都要花好几百，甚至上千。有好几次念念发高烧，林建国半夜抱着她去医院急诊，坐在输液室里看着吊瓶一滴一滴往下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又疼又慌又无助。他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有时候连医药费都凑不齐，要跟工友们借。借的次数多了，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他开始后悔了，不是后悔来深圳，是后悔没有早一点认清现实。他用了那么多年去追逐一个虚无缥缈的梦，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诗人，以为自己注定不平凡，以为自己的人生应该波澜壮阔。可到头来他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扛过水泥、搬过货、在流水线上站过十二个小时的普通人。他的诗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没有让他变得富有，没有让他变得成功，甚至没有让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

那些诗，那些他曾经视若珍宝的诗，后来怎么样了？他不知道。也许被他妈收在老家的某个柜子里，也许在搬家的时候被弄丢了，也许在某一天被当作废纸卖掉了。他想，也许这就是它们的归宿，和他一样，被生活磨损，被时间遗忘，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

没有人会记得他写过诗。没有人会记得他也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所有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沉默寡的、腰不好的、为了碎银几两四处奔忙的中年男人。

二〇一〇年，林建国四十七岁，阿芳的头发开始白了。

那一年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林建国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想的事。阿芳被查出有乳腺方面的疾病，需要做手术。手术费加上后续的治疗费用，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十万块钱。十万块钱对当时的林建国来说，是一个他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不到三万块。他跟工友们借了一些，跟老乡们借了一些，阿芳的娘家人也凑了一些，可还是不够。最后他想到了老家的父母，犹豫了很久，还是打了那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他妈，声音苍老了很多，也小了很多，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林建国说了阿芳的情况，说了需要钱，说了他会还的。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他妈已经把电话挂了，然后他听见他妈说：“你等着，我让你爸去取。”

过了两天，钱到了，两万块。林建国去银行查的时候发现卡里多了一笔钱，两万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他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二十五年前，父亲也是这样把钱塞进他手里，新旧不一的钞票，皱巴巴的，带着一股旱烟的味道。

他站在atm机前，弯着腰，一只手撑着机器，一只手捂着眼睛，哭得像个孩子。

后来阿芳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不错，但不能再在发廊工作了，因为发廊的染发剂和烫发水对康复有影响。她就在家里接一些手工活，串珠子的、糊纸盒的、缝玩偶的，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不多，但能帮补一点是一点。

林建国那时候在一个小区当保安，白班夜班两班倒，一个月工资三千出头。三千块钱在深圳能干什么呢？交了房租就剩一千多，加上念念的学费和阿芳的药费，每个月都是紧巴巴的，经常到了月底就连买菜的钱都要算计着花。

念念那时候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成绩不好不坏，中等偏上。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知道自己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跟同学攀比，别人穿名牌运动鞋她穿几十块钱的帆布鞋，别人用漂亮的文具盒她用塑料袋装笔，别人周末去少年宫学钢琴学画画她就在家帮妈妈做手工活。但她有时候也会不高兴，比如有一次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一百二十块钱，她回家跟林建国说了，林建国没吭声，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说：“爸，我不去了，春游也没什么好玩的。”

林建国看着她，心里像被钝刀割一样。他想说“爸给你钱，你去”，可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口袋里真的没有一百二十块钱，那个月的工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钱要留着给阿芳买药，一分都不能动。

那天晚上念念睡了以后，林建国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了很久的烟。深圳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星星，灯光太亮了，把星光都淹没了。他仰着头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他想起了秀兰，想起了那封只有一页纸的信，想起了“建国哥，你要好好的”那八个字。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把钱塞进他手里时转过身去的背影，想起了那个背影有多宽厚，又有多孤独。他想起了自己，想起了那个坐在县城楼顶上写诗的少年，想起了他写的那些句子，想起了他曾经相信过的那些关于远方的、美好的、闪闪发光的东西。

然后他想起了一段话，不知道是很多年前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还是自己某一天忽然从心底冒出来的。那段话不长，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骨头里：

xxxxx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想起这段话，也许是时候到了，也许是那些积攒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也许只是一个男人在某个普通的深夜，忽然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他认不出自己了，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个沉默的、疲惫的、为了碎银几两奔忙到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

他把烟头掐灭在栏杆上，那一点火星在黑夜里闪了闪，然后彻底熄灭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快不慢，不好不坏，像一条浑浊的河，看不清源头，也看不见尽头。

念念上初中的时候，阿芳的病又犯了，这次是复发了，比上次更严重。医生说需要再次手术，而且术后要进行长期的化疗。林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小区的保安亭里值夜班，电话那头阿芳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面临第二次大手术的人。她说：“建国，没事的，上次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林建国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嗯，没事的，有我呢。”

挂了电话他坐在保安亭里，外面下着雨，深圳的夏天总是多雨，雨水打在铁皮棚子上噼里啪啦地响，像有人在头顶撒了一把又一把的豆子。他呆呆地坐了很久，脑子里乱哄哄的，一会儿是阿芳的笑脸，一会儿是念念的小脸，一会儿是老父亲佝偻的背影，一会儿是自己二十岁那年写在笔记本上的那行字——“我要去深圳。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那行字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隔着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狠狠地扇在他脸上。

第二次手术花光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积蓄，还欠下了新的债。阿芳出院以后瘦了很多，头发也开始掉了，那是化疗的副作用。她本来就瘦，这下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睛显得特别大，大得有些吓人。她还是很爱笑，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皮肉像是松垮垮地挂在骨头上，让人看了心里发酸。

念念那年初三，正要中考。她成绩比以前好了，可能因为懂事了，知道家里不容易，学习比以前用功了很多。她每天晚上都学到很晚，趴在客厅那张折叠桌上做卷子，头顶是一盏二十瓦的节能灯，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得她的侧脸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林建国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她还在看书，就轻声说：“念念，早点睡吧，别太累了。”

念念抬起头，冲他笑一笑：“爸，没事，我再做两道题就睡。”

林建国点点头，转身回屋，关上门，在黑暗里站了很久。他想走过去摸摸女儿的头，想跟她说声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生在这样的家里，对不起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对不起连你春游的一百二十块钱爸爸都拿不出来。可他说不出口，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念念后来考上了高中，不是最好的那所，但也不错，在龙岗那边，离家很远，要住校。林建国送她去学校的那天，帮她把铺盖扛到宿舍楼，六楼，没有电梯。他扛着铺盖爬上去的时候腰又开始疼了，疼得他直冒冷汗，但他咬着牙没吭声，一层一层地往上爬，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到了宿舍他把铺盖放好，帮念念把床铺了，把东西归置好。念念站在旁边看着他，忽然说了一句：“爸，你腰疼就别搬了，我自己来。”

林建国愣了一下，直起腰来看着她，想说“没事”，可话还没出口，念念已经走过来接过了他手里的被套。她低着头叠被子，动作很快很利索，像一个早就习惯了照顾自己的孩子。

林建国站在一旁，两只手不知道放在哪里好，就在裤子上来回地擦。他看着念念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把床单抻得平平展展，把枕头放在床头靠窗的位置，然后转过身来对他笑了笑：“爸，你回去吧，我自己能行。”

那个笑容很好看，像阿芳年轻时候的样子，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

那个笑容很好看，像阿芳年轻时候的样子，眼睛弯弯的，像两道月牙。

林建国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宿舍。他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从窗户往下看，楼下是熙熙攘攘的新生和家长，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或兴奋或疲惫的表情。他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下楼，一步一步地，腰还是疼，疼得他龇牙咧嘴，但他忽然觉得没有那么疼了，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像冰面上裂开了一道缝，有暖流从裂缝里涌了出来。

他想，念念长大了，比他强。她不会像他一样，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去追逐一个虚无的梦，然后在现实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过一个安稳的人生。她不会写诗，但这没关系，诗又不能当饭吃。

诗又不能当饭吃。这句话他不知道在心里说过多少遍了，可每次说的时候，心都会微微地疼一下。

阿芳走的那天，是二〇一八年，一个很普通的秋天。

那天林建国在保安亭值白班，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念念打来的。念念那时候已经上了大学，在省内的一所二本院校读中文系，她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林建国有些意外，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念念选中文系，也许跟他当年写过的那些诗有关系，也许没有，他不想自作多情。

电话那头念念的声音很急，很慌，带着哭腔：“爸，你快回来，妈她……”

林建国没等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跟同事交代了一声，骑着电动车就往家赶。一路上他闯了两个红灯，差点被一辆货车撞上，司机摇下车窗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他一个字都没听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快一点。

可他赶到家的时候，阿芳已经走了。

她就躺在客厅的那张旧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子，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眼睛闭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好梦。念念跪在沙发边，握着她的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念念的哭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林建国站在门口，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迈不动。他看着阿芳的脸，看着那张他看了将近二十年的脸，忽然觉得不认识她了。她怎么这么瘦？她的头发怎么掉得这么厉害？她的皮肤怎么皱成了这个样子？他每天都跟她生活在一起，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再仔细看她了？

他走过去，在沙发边蹲下来，握住阿芳的另一只手。那只手冰凉的，没有一点温度，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腹上有厚厚的老茧，是这些年做手工活磨出来的。他把那只手贴在自己脸上，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阿芳的手背上，落在那条旧薄毯上，落在念念垂下来的头发上。

他想说点什么，想说“阿芳你辛苦了”，想说“这辈子我对不起你”，想说“你在那边要好好的，别太累了”。可这些话和二十年前一样，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握着她的手，蹲在那里，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一不发，只有眼泪不停地流，流了很久很久。

后来念念不哭了，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放在林建国面前。她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眼泪，说：“爸，你喝口水。”

林建国抬起头看着她，忽然觉得念念长大了，真的长大了，大到可以在这种时候反过来照顾他了。他想说“念念你坐下，让爸抱抱你”，可他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接过那杯水，一口一口地喝，水是温的，不烫不凉，就像阿芳这个人一样，从来不会太热烈，也不会太冷淡，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让人安心一辈子的温度。

阿芳走后，林建国老得很快。

他的腰更差了，有时候疼起来连站都站不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腰椎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再不手术的话可能会瘫痪。他没做手术，不是不想做，是没钱做。他换了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在城中村的一个小超市当理货员，工资低了不少，但勉强够他自己一个人生活。

念念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了，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文案策划，工资不高，但至少能养活自己。她每个月会给林建国转一笔钱，不多，几百块，有时候是一千，备注永远是两个字——“买吃的”。林建国每次收到转账心里都不是滋味，他想说“念念你不用给我转钱，你自己留着花”，可他收了钱以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这句话，好像说了就显得矫情，不说又憋得难受。他有时候想，要是阿芳还在就好了，阿芳最会说话了，阿芳能把所有让人难为情的话都说得妥妥帖帖的。可阿芳不在了。

他有时候会翻出阿芳的照片来看，照片不多，就几张，都是年轻时候拍的。有一张是在发廊门口照的，阿芳穿着一条碎花裙子，站在那盏红白蓝三色的转灯下面，手搭凉棚挡着太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还有一张是念念满月的时候照的，阿芳抱着念念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穿着一件粉色的睡衣，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的肉还没消下去，圆鼓鼓的，看起来特别年轻，特别有精神。

他把这些照片夹在那本《远方的召唤》里，翻到哪一页就夹在哪一页，所以每次翻开那本笔记本，他都不知道会看到阿芳哪一年的样子。有时候是碎花裙子的阿芳，有时候是粉色睡衣的阿芳，有时候是那件红色毛衣的阿芳。每一个阿芳都在笑，笑得那么好看，好像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苦，好像这二十年的艰辛和病痛从来不曾存在过。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在枕头底下，每天都枕着它睡觉。

后来有一天，念念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公司要搞一个什么“员工关怀计划”，让员工把家里的老照片扫描上传，做成一个电子相册。念念问他家里还有没有老照片，她想看看。林建国说有的，然后就翻箱倒柜地找，从柜子最底下翻出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一些更老的照片——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一些是在化肥厂拍的，穿着蓝色工装站在机器前面，头发乌黑浓密，下巴微微扬起，眼神里全是不服输的倔强；有一些是在老家拍的，站在田埂上，身后是无边无际的稻田，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他穿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胳膊肘，一只手插在裤兜里，笑得张扬而放肆。

还有一张，是他坐在县城的楼顶上拍的，手里拿着那本《远方的召唤》，低着头好像在写什么。这张照片是谁拍的他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是厂里的同事，也许是秀兰。照片里的他那么年轻，那么专注，那么心无旁骛，好像整个世界都和他没有关系，好像他笔下的那些字就是他的全部。

他拿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久到手指都开始发抖。他看着照片里那个少年的侧脸，看着那本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看着那些他曾经以为会改变他一生的字，忽然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一场很长很长的梦，长到他几乎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拍下来，用微信发给了念念。念念收到以后回了一条很长的语音，他点开听，念念的声音带着一点哽咽：“爸，你年轻时候真帅。”

他听了这句话，忽然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就是阿芳走的那天躺过的那张旧沙发，手里攥着手机，听着女儿带着哭腔的语音，窗外是深圳永远不会停歇的车声人声，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一条细细的金色的河流。

他想，也许这就够了。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

他慢慢地站起来，腰又疼了一下，他咬咬牙忍住了。他走到那面破旧的穿衣镜前，看着镜子里的人——头发花白，两鬓的霜色像冬天的初雪，脸上的皱纹从眼角蔓延到嘴角，像一张被揉皱了又试图抚平的纸，眼睛浑浊了，眼袋耷拉着，嘴唇干裂起皮，下巴上冒出几根白色的胡茬，整个人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

他看着镜子里那个人，那个人也在看着他。他忽然想起了一段话，那段他不知道在心底默念过多少遍的话，那段话像一条河流，从他二十岁流到了现在，从那些滚烫的诗句流到了满脸沧桑的今天：

“我在岁月长河回头望，看着镜中苍老的模样，曾经满怀热血滚烫，如今只剩满脸沧桑。那些年少轻狂的梦想，早已随风飘向远方，现实面前学会退让，独自咽下世态炎凉，我在人海苦苦逞强，谁能看透我的迷茫，拼了命地四处去闯，只为碎银几两奔忙，我愿脱下一身伪装，告别那璀璨的过往，收起满身遍体鳞伤。”

他把这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哑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了，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哭得无声无息，就像一个普通人哭的时候那样，不惊天动地，不歇斯底里，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压抑的呜咽。他哭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久到屋子里的光线从明亮变成了昏黄，久到他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没流完的眼泪，全都流了出来。

最后他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他转过身，走回那张旧沙发前，坐下来，拿起手机，给念念回了一条语音。

他想了很久，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念念，爸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放下手机，他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耳边传来楼下小贩的叫卖声、远处工地的施工声、隔壁邻居的电视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条浑浊的河，不急不缓地流淌着。他就躺在这条河里，像一个普通的、微小的、不值一提的浪花，翻涌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没有人会记得他曾经翻涌过。

但那又怎样呢？他想，至少他翻涌过。至少他在二十五岁那年的春天，背上行囊坐上那辆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时，他的心里是滚烫的，他的眼睛是亮的，他的血是热的。至少他曾经相信过远方，相信过梦想，相信过那些闪闪发光的、美好的、不切实际的东西。

至少他爱过，也被爱过。

这就够了。

窗外，深圳的夜幕又落下来了，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林建国在那片星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做一个好梦。

梦里，他还是那个坐在县城楼顶上的少年，手里握着笔，低着头，在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要去远方。我要成为诗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的名字。”

风吹过来，热热的，活活的，催着他往前跑。

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