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低着头，没有说话。

吴仁性把文件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他抬起头，盯着张三。这个人在他手底下干了三年，他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让他抄材料他不敢打印，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混混——只不过多读了几年书，只不过字写得好看一点。

“凭什么？”吴仁性咬着牙，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凭什么爬到我仁性的头上？”

张三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吴仁性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声越来越急，越来越重。他的脑子在飞速转动，每一根神经都在燃烧。他见不得别人好，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东西，比血液更浓，比呼吸更自然。

他停下来，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山影。

“欲加之罪，”他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风，“何患无辞？”

他转过身，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笑容——那种让人打寒颤的、属于胜利者的冷笑。

“张三，”他重新坐回太师椅上，语气变得出奇地平静，“你先回去吧。材料的事，我来写。”

张三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沉默了，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吴仁性的笑容消失了。他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几个字：

“张三同志经济问题线索”

他写得很慢，每一笔都用了力气，好像要把这些字刻进纸张的纤维里。写完后，他看了看，又加了一行：

“生活作风不检点，与多名女性村民保持不正当关系”

窗外起了风，吹得枯叶在地上沙沙作响。

吴仁性把纸折起来，塞进上衣口袋，站起身走到柜子前，拿出一瓶没开封的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一杯，仰头一饮而尽，辣得龇了牙，但心里是暖的。

“后来者居上？”他把酒杯在桌上重重一墩，“不死也得让你脱层皮，遗臭万年。”

酒杯在桌上转了两圈，停下来。杯底残留的酒液在杯壁上慢慢下滑，像一道暗红色的伤痕。

远处的水库在冬日的薄雾中若隐若现。水面下的那座别墅，水底那些死去的鱼蟹，水边那个投了湖的亡魂——这一切都在水底沉默着，像一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埋在樟枫坳的泥土和记忆里。

李四至今还住在村头那间漏雨的土坯房里。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水库边，站一会儿，看看水底下那个若隐若现的屋顶。他老婆说他是疯了，他也不辩解，只是站在那里，眼睛里有水，分不清是水面的反光还是眼泪。

他反复念叨的那句话，被风刮到了山坳里，又被山坳送回来：“最可怜的还是我李四哟，至今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一生的付出，怎么都泡进水里了……”

风把他的声音吹得到处都是。

而吴仁性的办公室里，灯还亮着。他正在连夜“整理材料”，笔下生花，把芝麻大的事写成西瓜，把没有的事写得栩栩如生。他越写越兴奋，仿佛已经看到了张三被调查、被免职、被唾弃的样子。

他笑了。

笑声在空荡荡的村委楼里回荡，像夜枭的啼叫。

桌上的红头文件还摊开着，张三的名字被一滴酒渍浸湿了，慢慢洇开，像一朵暗色的花。

窗外的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着樟枫坳的山、水、房屋、和那些沉默不语的人。月光很冷，冷得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

镇上的电话线在深夜里沉默着，但很快，它就会传出一些声音——一些足以改变许多人命运的、真假难辨的声音。

而在那片水底的别墅里，随着暗流不为人知的涌动，李四压在水底别墅炕席下的那张遗书，还没有被人发现。

麻子在遗书里写了什么，除了王二，没有人知道。

王二的嘴虽然歪了，但他的心没有歪。他坐在轮椅上，每天在水库边待很久，像是在等什么。他等的也许是一个答案，也许是一个时机。

而张三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村委办公室那扇亮着灯的窗户，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沉甸甸的、像铅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叫失望。

但失望到了尽头，又似乎有什么在悄悄萌芽。

夜深了。

吴仁性写完了最后一行字，把笔一扔，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他说。

他没看到的是，在他身后的桌上，那份红头文件的阴影落在他刚写完的举报材料上，像一个无声的审判。

风从窗户灌进来，卷起桌上的纸张，哗啦啦地响。

远处传来一声狗叫，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整个樟枫坳的狗都叫了起来，像是在传递什么消息，又像是在警告什么人。

但吴仁性听不懂。

他关上窗户，倒在了床上。

鼾声很快响了起来，盖过了风声、狗叫声、以及这世上所有不该被掩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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