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子哥？”张山有些意外，“你换号了？”

“嗯，以前的号不用了。”麻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张助理，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说个事。我可能要离开樟枫村了。”

张山手里的手机差点没拿稳：“离开？去哪儿？”

“去南方打工，有老乡在那边，说能给我找个活干。”麻子的声音很平静，“我在这个村里待不下去了，吃口饭都难。出去打工，好歹能养活自己。”

张山沉默了很久。

他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劝麻子留下？凭什么？麻子在樟枫村的日子，他是知道的。一个人没有地，没有房，没有家人，靠打零工为生，吃饱上顿愁下顿。村里人见了他绕着走，小孩子朝他扔石头。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

“什么时候走？”张山问。

“明天一早。”

“我送你。”

“不用了，”麻子说，“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张助理，你在村里帮过我，我记着呢。我打电话就是跟你说一声，别的不说了。”

电话挂断了。

张山握着手机，站在水库大坝上，风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响。

麻子要走了。那个救了王二、救了村花、把自己的功劳让给吴仁性的麻子，要离开樟枫村了。他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走。他在这片土地上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而吴仁性，靠着那个人编的功劳，稳稳当当地坐在村长的位子上，享受着麻子用一张脸换来的好处。

这公平吗？

不公平。

可谁来主持这个公平？谁能为麻子讨回这个公道？

张山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果有一天麻子回来了，或者有一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张山必须站在对的那一边。

他只知道，如果有一天麻子回来了，或者有一天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张山必须站在对的那一边。

他沿着水库大坝慢慢地走着，一条一条地想着这些年的经历。

三年前，他刚来樟枫村的时候，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以为只要肯干、肯拼、肯付出，就一定能做出成绩，一定能得到认可。三年后的今天，他学会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干、肯干、会干，都不如懂得怎么干。

懂得怎么在夹缝中生存，懂得怎么在规则内办事，懂得怎么跟一个你不完全认同的人共事，懂得怎么在你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时候，至少保全自己。

这不是滑头，这是智慧。

他想起王二说的那些话——高兴的事儿不要和村长说，因为村长会不高兴；不高兴的事儿更不要跟吴仁性说，因为吴仁性会很高兴。

他想起自己总结的那些——酒后乱性的人多，酒后担责的人少；酒后许愿的人多，酒后兑现的人少。

哪有什么酒后失态，都是借酒发疯。

麻子不喝酒，麻子不发疯。麻子清醒了一辈子，清醒地看着自己的功劳被人拿走，清醒地看着自己被人遗忘，清醒地看着自己在这个村里活成了一粒尘埃。

张山觉得自己不能像麻子那样。

他可以隐忍，可以低调，可以在吴仁性面前装傻充愣。但他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不能让自己的心血变成别人的功劳，不能在这个村里活了一辈子，到头来什么都没留下。

他要留下点什么。

不是为吴仁性，是为樟枫村，是为他自己。

天黑透了，张山才回到家。

他坐在窗前，打开台灯，摊开一本新的笔记本。在第一页，他写下了几个字——

“樟枫村工作纪事·并存档副本。”

然后他开始写，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把水库工程的前因后果、资金来源和使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一样一样地写了下来。他写得很细，细到哪一天哪一笔钱进了谁的账户，细到哪一次会议哪一个人说了哪一句话。

他不是在记日记。

他是在存证据。

在这个村里待了三年多，他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白纸黑字，才是最大的道理。嘴上说的话可以不算，酒桌上的承诺可以不认，人情世故可以翻脸不认人，但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铁证。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合上笔记本，把它锁进了床头的抽屉里。

窗外传来几声狗叫，远远的，忽远忽近。樟枫村的夜，一如既往地深，一如既往地静。

张山关了灯，躺到床上。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浮现出麻子那张布满麻子的脸。他想起麻子说的那句话——“我在这个村里活着就行了，还要什么功劳？”

麻子可以在村里活着，但他不能。

他要活得像个人，不是像一粒尘埃。

他翻了个身，又想起吴仁性那天酒后的那句话——“你是个好人。”

好人。

这个评价，他不知道还能担多久。

也许有一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一些不再是“好人”的选择。也许有一天，他不得不撕破脸，拿起那些他存下的白纸黑字，跟吴仁性摊牌。也许有一天，这座水库、这条路、这些工程，会变成一把剑，架在吴仁性的脖子上。

他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来，也不知道那一天会不会来。

但他知道，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了，他不会像麻子那样，什么都不说，就这么走了。

他要留下来。

留在樟枫村。

把事情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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