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纸从我手中滑落，落在地上。

我站在那间布满灰尘的档案室里，手里攥着那张照片，眼眶滚烫。

“妈――”这个字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二十多年的重量，砸在地上，砸在那张泛黄的信纸上。

我弯下腰，把信纸捡起来，折好，连同那张照片一起放进口袋。然后我重新扫视这间档案室――母亲既然把信藏在这里，就不可能只留一封信。她一定还留下了别的东西。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开始仔细检查档案室的每一个角落。文件柜、墙壁、地板――任何可能有夹层的地方我都敲了一遍。当我敲到靠窗那面墙的时候，声音不对了――那块墙板后面是空的。

我用手肘猛地一撞，墙板碎裂开来，露出后面一个大约半米深的暗格。

暗格里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

手提箱不大，大约四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表面覆盖着一层薄灰，锁扣是老式的密码锁――三位数。我试了几个组合，都不对。我盯着密码锁，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数字――9360。那是四位数，这个锁只有三位。

那会是什么？

我想起母亲写给我的那封信，日期是1995年8月23日。我试着拨了823――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掀开箱盖。

手提箱里装着的是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泛黄报纸――1994年7月14日的《县城晚报》。头版头条印着一行大字：“县医院婴儿失踪案告破，嫌犯系内部人员。”

我拿起那张报纸，展开来看。报道的内容大致是：县医院妇产科在1994年6月连续发生了三起婴儿失踪案，警方调查后锁定了一名值班护士，该护士承认了罪行，被判刑十五年。报道的角落里有一张照片――那个护士被押上警车时的画面。照片上的女人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但她的身形和侧脸轮廓，让我觉得莫名眼熟。

我翻到报纸背面，看到了一行手写的字：“这不是真相。她替我顶了罪。”

是母亲的笔迹。

我放下报纸，翻看手提箱里的其他文件。大部分是实验记录和数据表格，我看不太懂那些专业术语和公式，但文件最后的几页――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名单上列着六个名字。

第一个是“李小宝”。

第二个是“陈小花”。

第三个是“张晓峰”。

第四个是“刘丽”。

第五个是“沈逸”。

第六个是空白的――只有一行标注：“待定――目标对象尚未成熟。”

这份名单和我在县医院地下看到的那份一模一样，但这里多了一行字，写在名单的末尾：“这些孩子，都是从婴儿失踪案中‘获取’的实验对象。我不是主谋，但我是帮凶。我没有勇气揭发他，只能把这些记录下来，等有一天――有人能找到真相。”

那个“他”是谁，不自明。

我合上手提箱，把它夹在腋下，准备离开。但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手电筒的光扫过档案室门口――那里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脸，但她的身形很瘦，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