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长是华北某大型工矿企业的设备科负责人。

厂里效益不错，领导批示：“必须配一辆桑塔纳，接待外商、跑部委立项，都得有面子！”

他领了任务，连夜坐火车赶到上海安亭。

上海汽车销售科的门槛都快被踩破了――走廊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口音的采购员，每个人手里都攥着盖红章的介绍信和外汇指标批文。

“同志，我们是省重点矿企，年产百万吨，急需一辆桑塔纳……”

黄科长捏着那两张被退回的大前门，香烟的棱角硌得手心发疼。

走廊里混杂着各地的方和烟味，空气粘稠得让人喘不过气。他第三次递上去的材料，连同省工业厅鲜红的印章，似乎都在这间喧嚣的销售科里失了颜色。

窗口后的销售员姓李，是个三十来岁的上海本地人，眼皮耷拉着，手指在登记簿上划得飞快，对黄科长近乎哀求的解释充耳不闻。

直到那句“试试找市工业局批条子”像蚊子哼哼似的飘出来，黄科长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棘手。

他不是没想过走批条的路子，矿上以前搞紧缺设备也用过这招。

但这是上海，是桑塔纳，是连部委都要排队的新鲜玩意儿。市工业局的门朝哪边开他都不知道，更何况是能管到上海大众汽车销售分配的实权人物。

他道了声谢，声音干涩，转身挤出人群。

呢子外套的袖口不知被谁蹭上了一块灰，他也懒得拍。走出销售科那栋灰扑扑的小楼，安亭四月潮湿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工厂特有的机油和金属气息，却吹不散心头的憋闷。

马路对面，就是上海大众的厂区，崭新的厂房矗立着，偶尔能看见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进出。

那里面，一个月就诞生几十辆他梦寐以求的黑色桑塔纳，可它们就像装在透明玻璃柜里的珍宝，看得见，摸不着，更轮不到他这个千里之外的矿企科长。

回到位于安亭老街的国营招待所，房间狭小，墙壁泛黄，一股霉味混合着消毒水的气味。

同屋的是一位姓陈的经理，来自广州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四十出头，梳着油光水滑的分头，一身浅灰色的确良西装，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黄科长进门时，他正哼着不成调的粤语歌，心情颇佳地往一个硕大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塞衬衫和文件。

“黄科长，回来啦？”陈经理抬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春风得意，“怎么样，有眉目了吗？”

黄科长苦笑一下，把公文包扔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重重坐下：“别提了，排到明年去了。你们广东人脑子活，路子广，有什么高招没有？”

陈经理闻，哈哈一笑，拉上皮包拉链，拍了拍鼓囊囊的包身，仿佛里面装着的不是衣物，而是某种通关文牒。

“高招谈不上，”他压低了声音，带着点神秘的炫耀，“就是舍得下本钱，懂得交换。”

他凑近了些，身上有股淡淡的雪花膏味儿：“我们公司，付的是全额外汇券。这个你知道吧？比人民币硬通得多。上海大众现在扩建生产线，进口设备，缺的就是外汇。我们这笔车款，对他们来说，比十张地方政府的批条还实在。”

黄科长心里一动。

外汇券他们矿上也有一些，是去年出口一批特种矿石到日本攒下的，数量不多，而且动用需要层层审批，手续极其麻烦。

看来这陈经理的公司，外贸生意做得不小。

“光给外汇还不够，”陈经理继续点拨，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我们还承诺，帮他们解决一批零部件的出口渠道。你知道的，他们引进德国生产线，有些零部件国产化还没跟上，或者成本高，需要从德国进口，这又要花外汇。我们通过香港的关系，可以帮他们把一些不那么核心的部件，卖到东南亚去，换回点外汇，哪怕不赚钱，也是个姿态，表明我们是自己人，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不是单纯来占便宜的。”

他顿了顿，看着黄科长若有所思的脸：“所以说啊，黄科长，现在这世道，光揣着计划指标和红头介绍信，不好使啦。你得有硬通货――外汇；你得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你得有交换条件，让人家觉得把车给你，比给别人更值，更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这叫啥来着……对！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