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科长听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他想起自己包里那沓厚厚的申请材料，里面详细列明了矿山的产值、利税、对煤炭事业的贡献，以及接待外宾、争取项目的迫切需求。

这些在过去无往不利的正当理由，在陈经理这套赤裸裸的交换逻辑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他所在的体系，还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计划调拨、按需分配的老规矩，而市场的潮水，已经沿着海岸线和特区，悄然漫了进来，冲刷着原有的游戏规则。

“受教了，陈经理。”黄科长叹了口气，语气复杂，“看来我们这些老企业，思想还得再解放解放。”

“慢慢来，机会总会有的。”陈经理提起皮包，拍了拍黄科长的肩膀，“我这就去提车了，手续都办妥了。祝你早日心想事成！”

说完，他哼着歌，脚步轻快地走出了房间。

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黄科长一个人，和那股久久不散的霉味。

他摸出烟，拿出一包普通的“飞马”，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开始盘算，回去该怎么向厂长汇报，是不是该建议厂里，也想想办法，搞点外汇，或者看看矿上有什么东西，能跟上海这边交换一下。

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上海大众汽车厂总装车间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流水线罕见地停了下来。传送带静止不动，几辆半成品的桑塔纳车身尴尬地停在工位上，像一群断了线的木偶。

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或蹲或站，脸上写满了无奈和焦躁。空气中弥漫着机油、焊锡味道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沮丧。

生产厂长姓周，是个五十多岁、脾气火爆的东北汉子，早年从长春一汽调来支援上海项目。

此刻，他正叉着腰，站在生产线尽头，脸色铁青，对着几个垂头丧气的车间组长低吼道：

“又停了？！这礼拜第几次了？！啊？！德国人那边天天催进度，全国上下多少双眼睛等着要车！你们告诉我，又是因为点火线圈没到货？！”

钣金组的组长是个老师傅，苦着脸解释：“周厂长，不光是点火线圈……这批次进口的雨刷电机、还有几个型号的密封胶条，报关手续都卡住了，说是外汇结算有点问题，货压在港口仓库提不出来。仓库那边早上清点过了，库存彻底见底，咱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涂装组的年轻组长也插话道，语气里满是委屈：“我们组倒是备料充足，可前道工序的车身框架供应跟不上，我们喷了漆也没地方挂啊。听说冲压车间那边，进口的高强度钢板也延期了，他们也不敢全力开模，怕把最后的储备料用光了，后面更抓瞎……”

周厂长听着，胸口剧烈起伏，他猛地一拳捶在旁边冰冷的钢质工具箱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外汇！外汇！又是外汇！”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咱们造车卖车，挣的是人民币！可买这些关键零部件，全他x要花美金、要花马克！国家给的那点外汇额度，够干什么？”

他想起不久前的一次厂务会议，销售科的同事还红光满面地汇报，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各级单位的采购员把销售科门槛都踏破了，甚至有人愿意加价、用外汇券支付。

可这火爆的销售形势背后，却是生产线因为几个小小的进口零件而频频断粮的窘迫。

这种能卖不能产的割裂感，让他这个管生产的老兵感到无比憋屈。

“德国佬那边怎么说？”周厂长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总装车间主任推了推眼镜，语气更加小心翼翼：“周厂长，德方技术代表施密特先生……他倒是给了个回复。他说狼堡总部那边表示理解我们的困境，但认为频繁的零部件供应延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于依赖单一海外供应链和复杂的外汇结算流程。”

他顿了顿，观察着周厂长的脸色，才继续道：“施密特先生说，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他们的建议是……我们可以考虑引进他们配套的零部件生产线，或者至少是关键部件的生产技术授权。这样，像点火线圈、雨刷电机、密封件这类消耗大、易受运输和外汇影响的零件，就能在上海本地生产，实现供应自主，不再受制于国际物流和结算波动。”

“引进生产线？自己生产？”周厂长一听，非但没有豁然开朗，反而一股邪火“噌”地直冲脑门，刚才强压下去的憋屈瞬间转化为怒意。

他猛地转过身，眼睛瞪得溜圆，声音因为激动而提高了八度：

“放他x的德国屁！这叫什么狗屁建议！”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