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炮中发射出来的小弹丸,其威力肯定会使许多生番受了伤,但总而之,因为他们逃得比鲨鱼还快,我们根本不清楚生番们挨炮轰的状况。又过了大约三个钟头,海面上我们已看不到几条船了,除了三四条拖拖拉拉的独木舟,其他逃得无影无踪;因为当天晚上老天爷给我们送来了及时的风,我们起锚后就扬帆直取巴西而去。
虽说有一名俘虏让我们逮住了,可这家伙脸色阴沉,既不开口说话也不开口吃饭,弄得我们都以为他是决意绝食而死;但我终于想出了一招对付他;我叫人仍旧带他到大艇上去,让他明白,要是他还不开口讲话,他们就要把他毫不留情地抛到海里去,反正他是我们从海里救起来的;但是这一招也不奏效,结果他们倒真的把他丢进海里了,并划开了大艇;可这时这家伙划起水来就像个软木塞子,紧紧地跟在我们大艇的后面,用他那种方呼叫我们;虽然人们对他的话如坠雾里,但最后还是发慈悲把他救回船上,他这才服服贴贴地——不过我根本没想过他被我们淹死。
现在我们的船队又在航行了。但我的好伙伴——礼拜五一去不再回了,说什么我心里都万分的难受,巴不得返回岛上,去从那些人们中间挑个人来作替补,但这只是白日做梦,我们不得不继续向前航行;前文提到过,我们捉到了一个俘虏,但我们却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训练他能听懂我们的一点话;不过后来我们的人终于教会了他一些英语,他也开始变得温驯了一些。
在那之后,我们问他是何方人氏,可我们一点儿也听不懂他的回答:因为他发的全都是喉音,他讲话时,就是在喉咙里怪声怪气地发出一些闷声闷气的声音,我们始终没能模仿他哪怕只说一个字;我们毫不怀疑,如果他们的嘴巴被堵住,那么,他们的说话会丝毫不受影响;而且依据我的观点,他们发音吐字全凭喉咙,牙齿、舌头、嘴唇和上腭部根本无用武之地,就像狩猎时的号角呜呜地发出的音调一样。然而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学会了我们的一点英语之后,他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的几个酋长正率领他们去参加一场大战。既然他说了有几个酋长,于是我们问他到底有几个。他说有五个部落(我们没法使他明白英语中复数名词后是要加“s”的)。这五个部落结成联盟去攻击另两个部落。我们很奇怪地问他,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惹上了我们呢?他说“我们想刊(看)大希奇。”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所有这些土著,还有非洲大陆的土著,在学说英语时,总会有对一些词发音不准和重音不当一类的错误;与之相似,当初我教礼拜五,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改掉了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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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个人又浮现到了我的脑海里了,我得与他忍痛诀别了。忠诚而又可怜的礼拜五啊!我们把他置于棺材之中,为他举行了十二分得体而隆重的仪式,按规矩海葬了他,我还为他鸣炮十二响;就这样,世界上最懂得知恩图报、最忠心耿耿、最奋不顾身的仆人结束了他的人生之旅。
我们这时一路顺风地驶向巴西,十二天时间便见到了陆地,这儿是南纬五度,这陆地是南美州的东北端。我们沿着海岸线取向南偏东航行了四天,抵达圣奥吉斯丁角,又花了三天,下锚于万圣湾了,这是我当初否极泰来的地方,而从那时起,我的好运和霉运接踵而来。
我要干的事情,比任何一艘来到这个港口的船只所负的都要多,但为了获许在岸上建立起一点最基本的联系,真是大费周折。尽管我的合作伙伴还在世,而且还是当地的上层;尽管我还有两个替我打点生意的商人;尽管由于奇迹般地在荒岛上留住了一条小命,名气也随之簇拥而来;但所有这一切都无助于我获取恩准;倒是我那位合作伙伴回忆起了两桩往事,就是我曾向奥古斯丁修道院长捐赠过五百个莫艾多(莫艾多是当时葡萄牙、西班牙使用的金币,每个含金量大约五克),又赈济了贫民二百七十二个莫艾多,于是他就造访了那个修道院,请求修道院长面见总督为我们求情,让我本人有权带着船长等两人和八名水手上岸,而其他人都呆在船上;但即便是这样,极其苟刻的条件仍拘束着我们上岸的人,也即在未经准许的情况下,我们船上的任何货物都不得上岸,也不准许从岸上带走任何人。
他们严密地监视着我们,控制着送货上岸,我使尽招数才把三包英国货拉上了岸,也就是我带来送给我那合作伙伴的呢绒、细平布和亚麻布。
尽管我的合作伙伴和我一样也是白手起家的,但是他十分豪爽,而且,尽管起先他压根儿不知道我会送他礼物,他却主动把酒类、密饯和新鲜食品搬上船来送给我。这些东西还包括一些烟草和三四个做工精致的金质圣牌在内,总价值超过三十个莫艾多。然而我送他的礼物也差不多有同等价值了,我在上面说过,我送给他的礼物也价值不菲,包括英国呢绒、花边、细平布和上好的荷兰麻布;此外,出于其它用途,另外一些大约价值为一百英镑的货物,我也交付予他了;我还请他好好地装备一下我那条单桅船,我说过我从英国本土带来了这艘船,准备交给我的殖民地使用的,其用途是为我的大庄园装些补给的食品。
于是他招来了几位工匠,因为这船本已基本就绪,所以花不了几天工夫就弄好了单桅船;为了防备那船的船长找不到那地方,我详详细细地吩咐了他一番,而后来我那合伙人告诉我,我的船长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很快,我就让这船装好了我准备赠送他们的那些货物;而当初跟随我一起上岸的水手自荐道,他愿意随单桅船前去并定居在那儿,条件是只要我给那西班牙人的首领捎去一封信,请他给他分配一块面积足够大的土地供他耕种,同时还要求提供给他一些农具和干农活时穿的衣服——据他自己讲,他早年在马里兰开垦过荒地,耕种过,干农活是一把好手(然而他在西印度当过专门抢劫西班牙及其殖民地船只的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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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了对他表示鼓励,不但应允了他的所有要求,而且还把他在那次海战中抓到的那个生番战俘送给他作为奴隶,并命令那西班牙的头领:只要他要,别人有什么东西,也须分一份给他。
我们正在替这位水手准备必需的一些物品,但我那位合作伙伴告诉我,他认识一位十分老实的巴西庄稼人,但是教会对这人并不是十分满意。“我也不能确知他到底有什么秘密,”他说道,“但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认为他在内心深处是一个有异端倾向的人,由于畏惧宗教法庭的审判,他已经别无选择地躲藏了起来。”因此,他十分乐意看到,能让那个人带着老婆和两个女儿乘此机会逃离此地;而如果我答应让那人到我的岛上居住,并分划一小块土地给他的话,他甘愿提供一份小小的财产给他们,让他们重建家园——因为宗教法庭的官员已经查封了他的所有动产和地产,只剩下一点点家里的东西和两个奴隶给他。“尽管说,”他接下去说道,“我不喜欢他那种宗教观点,但我不愿看到他们把他抓住,因为那样的话,他逃脱不了被活活烧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