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把那页会议记录拍了下来，没有多问，把文件夹还给了村文书，然后沿着主街往村口方向走，走到那棵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

周大河说得对，那笔钱在账上走完了流程，但合同本身并没有经过正式的民主决策程序，而签字栏那几行潦草的签名之间，也还留着尚未被填满的缝隙。

她往回走了几步，感觉到秋天的风从鱼塘方向吹过来，水面在远处泛着一层细碎的光——那口鱼塘还在那里，没有鱼，但水位也没有下降，像一页被人翻开后轻轻合上的旧账本，等着被人再次翻开。

回到市局之后，苏晴把那份会议记录的照片和合同复印件并排放在桌面上。

鱼塘的承包费翻了三倍，签字栏的签名也少得不成形。

她合上文件夹，把它和清溪村的卷宗放在一起，收进了抽屉里。

窗外正在变暗，路灯亮起来了，光穿过老槐树的枝叶，在地面上落下一片细碎的光影。

水面在远处泛着细碎的光，那口鱼塘还在原处，水位没有下降，但鱼塘的轮廓正随着风的方向在水面上微微改变着形状，像是被一只眼睛重新注视了一遍.....

清溪村的卷宗在抽屉里搁了将近一周，苏晴没有再去动它。

她知道鱼塘承包费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调查缺口了，但还没有走到需要正式立案那一步。

那笔钱在信封里放了一年多，那段被补过的砂石路还在原地，老孟的工作可能存在疏忽，但并没有体现出主观恶意。

她把那几份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排了一遍，在封面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暂存”字样，然后合上了抽屉。

就在那个周五的下午，苏晴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号码是县里的，她不认识，但接起来之后，对方的声音带着一种已经酝酿了很久的沉静：

“苏市长，我是月湖镇的蒋一萍。我在月湖镇开了十几年农家乐，兼着一份野鸟保护志愿者的活。

去年秋天开始，湖边经常发现死鸟，不是一两只，是成片地死，有时候一天能捡到几十只。我送到县里检测过两回，第一回说是病毒感染，第二回查不出原因。

我自已私下留了几只，送到省城一个动物医院的朋友那里化验，他跟我说那几只鸟体内有农药残留，不是自然死亡，是被人投毒的。

我把这件事反映给了镇上，镇上说没有证据，让我不要声张。我又找过县林业局，他们来人看了一圈，说可能是天气原因，就走了。

我现在手里没有别的办法，但我确实知道它们不是病死的，也不是天气原因。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也看看那些鸟。”

苏晴握着手机，窗外的阳光正在变淡，从午后明亮的白色转成了偏暖的色调。

蒋一萍的语速从头到尾都很稳，像是在心里把这段话排练过很多次了：

“你现在手里还有鸟的标本吗？”

“有。我留了十几只，冻在冰柜里。如果你愿意来看，我可以拿出来给你看。”

“明天上午我到月湖镇去，你方便吗？”

“方便。你到了给我打电话，我到镇口接你。”

挂了电话，苏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月湖镇”三个字，在旁边标注了“蒋一萍，野鸟保护志愿者，农家乐经营者，鸟类异常死亡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