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市长，俺们知道二虎和这几十个娃受了天大的罪。这脚泡烂成这样，都是为了保咱们大楼的清淤合同，是为了大伙儿明天还能在大厅里暖暖和和地开张。可……可俺们这过年的车票钱，也是俺们在冰水里搬运了一天一夜的白菜萝卜，好不容易才跟城里人换回来的啊！俺大儿子明天就要买票了，俺要是今天把这真钱交出去，俺儿子今年过年连家都回不来。俺们不是心狠，可俺们这日子，也实在是到了刀刃上了啊！”

在大厅一角临时搭起来的居委会办公室里，一阵带着沙哑和哭腔的哀求声，像是一层推不动的浓雾，死死地压在了这张破折叠桌前。

说话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工友，叫老李头。他那双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的双手，这会儿死死地捂着自个儿胸前的口袋，那口袋里装着刚刚兑换到手的两百块钱人民币现钞。那两张红票子，是他今天晚上要去给在广东打工的儿子买回乡硬座票的命根子。

在他身后，还站着十几个手里攥着真钱、低着头不敢看大伙儿眼睛的老街坊。

“老李头，你少搁这儿放屁！你儿子的车票钱是钱，俺们娃的脚就不是脚了？！”

二虎爹坐在一张塑料凳子上，那张平时黑红的脸这会儿因为极度的揪心和愤怒，已经变成了惨白色。他那双大手在膝盖上死死地抠着，声音里全是走投无路时的暴烈。

“大伙儿去瞧瞧二虎那脚！都烂成啥样了！那肉都白了、化脓了，烧得三十九度多，在那大通铺上直说胡话！他才二十二岁啊！要是这双脚废了，他下半辈子咋整？！你们的票子是真钱，俺们娃流的血、受的罪，难道就成了一堆废纸？！俺不管！今天晚上，大伙儿挣来的这三万多现金，谁也别想拿走！必须先给孩子们送市医院治病！”

“二虎爹，你别跟大伙儿急眼，大伙儿真不是心狠。”王大妈在一旁抹着眼泪，声音也是哽咽得厉害，“可这公账上的现钱，一共就那么两万多。要是全拿去给那四五十个娃交住院费，这老李头他们回家的票买不上，张大爷老伴的买药钱断了。这……这都是自家人，你让付市长割谁的肉去填这个窟窿啊？”

屋里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死寂了下来。

大伙儿低着头，只能听到外面那细密的雨水拍打在大棚塑料膜上发出的沉闷响声。

这就是最让人揪心、也最不容你讲半点温情大道理的“两难账”。

这几十个年轻汉子，是为了保住大伙儿的活路，去给隔壁小区在污水里掏泥沙才把脚泡废的。于情于理，这救命的钱都该由合作社来出。可是，这公账上的每一分钱，又都是其他老街坊在冰水里洗菜、在寒风里吆喝、一分一毛攒出来的过年活命钱。

让谁把这刚捂热乎的真钱交出来，都无异于是在割他们自个儿身上的肉。这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利益拉扯，没有半点恶意，却比任何恶意都要让人感到冰冷和绝望。

付平坐在一旁，手里拿着那只没水的圆珠笔。他那一晚上的湿衣服黏在身上，大腿上的伤口这会儿又疼又痒，但他一动没动，脸上那股子当官的沉稳和定力，硬是把屋里这股子快要让人窒息的邪火，给死死地按了下去。

“二虎爹，把地上的铁锨放下。老李头，把胸口的书包带子也松一松。大伙儿今天晚上站在这儿，不是为了当土匪抢自家人的过年钱，更不是为了看着二虎他们那几十个娃废了双脚。”

付平站起身，慢慢地走到桌子前。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极其沉重的穿透力。

“大伙儿昨天在泥水里并肩推车，为了保住大集的干净，为了堵住那倒灌的管子。那是咱们南城老街坊这几十年最露脸、最讲规矩的体面！今天，孩子们躺在大通铺里，烧得满脸通红，两只脚烂得连鞋都穿不上。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们新南城的三百户街坊，因为这几千块钱的挂号费和住院费，在这屋里吵得要分家，甚至眼睁睁看着这些替大伙儿挡了灾的娃因为没钱治病把脚给废了。”

付平的目光极其极其严厉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那眼神，看得几个刚才还捂着口袋的老工友有些抬不起头来。

“那咱们这新南城，就算明天一天能挣十万块钱，就算大伙儿兜里都装满了红钞票高高兴兴地回老家过年。咱们的脊梁骨，也一辈子都挺不直！因为咱们这大楼的底下，铺着的不是咱们老街的基石，是这些年轻娃废掉的骨头！这肉夹馍，这黏豆包，你们过年吃进嘴里，你们这喉咙，它能咽得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