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不敢办，证一办就是确权，确权就是把当年的买卖认死，认死了，追缴的函就有名有姓了。

国资也不敢放，证一发产权落定，往后审计问起来，明知道差着价你把证放了。

国有资产从你手上流走的，这个名头谁担。

一边怕追，一边怕放，两头攥着，攥出汗的地方，就是立案庭门口这条队。

追缴这个说法，是怎么起来的，市里的人在车上讲了个大概。

“前年省里对市县两级国资做过一轮例行审计。”他说。

“审计意见里有一句概括的话，部分改制资产处置价格与现值差异较大，建议进一步核实。”

这句话落在别处是个提醒，落到卢州国资那头，就成了一个任务。

核实要有人牵头，牵头的人把当年那本账翻出来，一翻，翻出了几十家的差价。

“追缴的方案拟了，拟了不敢发。”他说，“发了厂子闹，不发，审计的意见挂在那儿销不了号。”

“一来二去，方案没发成，风声先出去了，老板们听见了，一个传一个。”

“传到后来就成了现在的局面，谁办证谁等着挨追，谁不办证谁的心里也踏实不了。”

市里陪着的人在车上把话挑明了说。

“付秘书长，市里不是不办，是不敢先办。”

“头一个办证的，就是头一个被追缴的，谁都看着谁。”

“市里要是先表个态，说办，后头追缴的函一出去，办证的厂子第一个闹，说市里哄他。”

“市里要是不表态，省里这头又催数。”

“数是报了，报的一半备注栏里写着涉诉。”他说，“写的人心里明白，这两个字是把门挡上。”

“我今天不找表态的，先看厂，看人。”付平说。

“厂子是活的，账是死的。”付平说，“活的东西看明白了，死的东西才好理。”

上午十点，到了城东老工业区。

泵机厂在一条老街上，街两边是当年的家属楼，楼下的梧桐长得比楼高。

厂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卢州泵机有限公司，字是新的，一块是市里发的就业基地的牌子，字淡了。

厂区里机器响，隔着围墙就听得见，响得匀，不紧不慢，是一副过日子的动静。

凌总在门口等着，五十多岁，方脸，握手有劲，手心里全是茧。

他当年是厂里的销售科长，改制那年三十四，把厂盘了下来。

接手的时候三百多职工，设备老旧，订单断线，账上的钱够发三个月工资。

他跑了五年市场，从给人家配零件，做到给人家出整机，把泵机做成了给排水一条线的产品。

如今厂里四百多人，比当年还多出一截，职工没下过岗，连原来食堂的大师傅都还在灶上。

付平在车间里走了一圈。

老车间的红砖墙上还留着当年的标语，字淡得只剩笔画的影子。

新车间是后盖的彩钢顶，地上划着黄线，物料码得齐整。

几台新机床是这两年添的，床身上还蒙着出厂时的那层油。

老师傅们抬头看一眼来人，又低头干手里的活。付平问一位拧螺栓的老师傅。“厂子这些年怎么样？”

“工资没欠过，闺女儿子都在厂里。”老师傅说，“厂子在，家就在。”

付平听完，心里有了底。这样的厂，是改制的成果，不是改制的漏洞。

成果卡在一张证上，卡的还不是证本身，是证背后的那笔旧账。

厂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排老照片，都是黑白的。

凌总领着付平看，一张一张指。

这张是改制那天拍的，全厂职工站在大门口，横幅是新拉的红布，上头打着庆祝改制成功的字样。

这张是第一台整机下线，几个老师傅围着机器，笑得露出牙。

凌总指到最边上那张。“这是老厂长退休前最后一张照片。”他说，“拍完那年冬天，人就走了。”

老厂长当年在台上说了一句话。“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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