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卢州的第二天一早，付平没先去市政府，让小杨把车停在法院立案庭外的路边上。

立案庭的门口排着队，队伍不长，二三十个人，从台阶排到便道，一溜的旧提包和文件袋。

有人站着，有人蹲着。

一个穿藏蓝工装的老头，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一沓材料，拿铁夹子夹着。

风一过，他就用巴掌把纸按住。

一个中年妇女抱着文件盒，盒上缠着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怕散。

付平站在队尾看了一阵，凑近跟前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立的什么案？”

“改制纠纷。”那人说，“厂子当年卖给个人了，如今国资那头要追差价。”

他替老厂一帮老伙计跑腿，材料递了三回，案还没立上。

“怎么立不上？”付平问。

“涉改制的案子，法院说要政府那头先出个意见。”那人说，“政府不出意见，法院不敢收。”

说完了那人打量付平一眼。“你是不是记者。”

“不是，省里来办事的。”付平说。

那人哦了一声，不再语，低头把材料袋的口又捋了一遍，捋得很平，像捋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付平往后退了两步，站到那个坐马扎的老头边上。

老头的材料不用铁夹子，用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信封的四个角都磨秃了。

封皮上写的字是钢笔字，一笔一划，收发室转呈几个字写得郑重。

“替哪个厂跑？”付平问他。

“市上的织带厂。”老头说，“厂子二零零一年改的制，卖给厂里的副厂长，我当年是仓库保管员。”

“我不是股东，也不是职工代表。”老头说，“我是替走了的老伴跑的。”

老伴在织带厂干了三十二年，退休金从厂里发过八年，如今老伴走了。

厂子的证没下来，家属院的那栋楼就悬着名分。

“我不懂什么差价不差价，我就想要一句话。”老头说，“那栋楼往后归谁管，暖气坏了找谁，房顶漏了找谁。”

付平蹲下来，跟老头平着说话，说了十分钟。

起身的时候，老头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纸。“要是有用就拿去。”他说，“这是我这些年记的厂子大事记，一年一行。”

付平接了，折好放进包里。纸上的字是圆珠笔写的，最末一行停在去年，写着厂证未办，众心不安。

玻璃门里头，立案大厅的电子屏上滚着开庭公告。

付平进去看了一眼，涉及改制纠纷的排期，一屏滚不完。

公告栏上贴着一张调解室分布图，图边上的横幅是去年挂的，字晒得发白。

他让小邵把公告上的案由抄下来，抄了半页纸。几十件，一水儿的同类案由。

他把半页纸折了折，收进兜里。这个数，比册子上涉诉那一栏的数，还多出一截。

册子上的数是市里报的，公告上的数是法院挂的，两个数碰在一起，碰出一个实情。

涉诉这件事，市里报的只当是一半，法院挂着的才是全须全尾。

卢州这座城，付平来之前让小邵备了市情。

老工业市，纺织、机械、泵阀，当年一条街上的澡堂都分早中晚三班。

九十年代末那几年，跟全省别处一样，一批厂子改了制。

有的卖给个人，有的卖给管理层，有的折了股。

当年卖，是厂子实在活不下去了，工资欠着，设备锈着，职工的心散着，市里拍板，救一个是一个。

评估了，职代会过了，政府批了，白纸黑字，一手交钱一手交厂。

二十多年过去，城长大了，路修过来了，当年的厂区从城边变成了城心，地值钱了。

国资那头翻出当年的账，越翻越觉得当年卖贱了，评估四百万的厂，如今那块地光基准地价就翻了十倍。

差价摆在那儿，像一根刺，谁看谁扎手。

于是有了追缴的说法，有了几十个案子，案子从国资递到法院，法院挂着，一挂几年。

市里不敢报，册子上二百二十家，一半涉诉。报上来省里要问，怎么涉了这么多。

老板不敢办，证一办就是确权，确权就是把当年的买卖认死，认死了，追缴的函就有名有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