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春天来的时候，街道上多了很多标语。

红纸黑字，贴满了墙根和电线杆。

字迹有大有小，有的写得端正，有的潦草得象是急着粘贴去的。

赵卫东每天早上经过菜市口去合作社的时候，都能看见新贴的标语。

前一天贴的还没有被撕掉，后一天又盖了一层上去，层层叠叠的，像墙面上正在缓慢生长着新的皮肤。

街道办组织了好几次学习会，赵卫东每次都会到。

他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本笔记本，偶尔记两笔。

发的时候会站起来说几句，说的大多是跟合作社经营有关的事。

物资供应、物价稳定、员工管理。

有人让他谈谈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他想了一下，说了一句“党号召大家提意见，是好事。

但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能捕风捉影”。

他的话在当时的讨论里显得很平常，在记在本子上的时候就变成了一行需要被单独存放的字。

会后整理会议记录的时候，这句话被原样抄进了纪要里。

散会之后方姐在走廊里叫住了他。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干部服，袖口卷着，手里拿着一只搪瓷缸，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日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她半张脸照得发白。

“卫东，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赵卫东在她旁边站住，“哪一句？”

方姐把搪瓷缸搁在窗台上，“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能捕风捉影。”

她转过身子看着他，“话本身没有错，但现在的形势，有些话说早了不合适。”

赵卫东靠在窗台上，日光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

方姐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水，没有看他，看着窗外那棵正在抽新叶的梧桐树。

“实话有时候比谎话更需要挑时候说。”

她把搪瓷缸搁回窗台上，“你注意一下政治立场。”

赵卫东站了一会儿，点了下头。

“我知道了。”

方姐没有再说什么，端起搪瓷缸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步又远去了。

那段时间何雨柱也从食堂带回来一些消息。

有一天傍晚他蹲在灶房门口剥蒜，跟赵卫东说：“赵哥，厂里揪出来好几个右派，有一个是技术员，平时话也不多。

我听人说，是因为在小组会上说了一句‘领导不懂技术’，就被贴了大字报。”

赵卫东正蹲在台阶上择豆角，手里的豆角没有停。

“你怎么看？”

何雨柱把手里的蒜瓣搁进碗里，“我觉得那个人挺冤的。”

赵卫东把择好的豆角拢进盆里，“冤不冤的，上面说了算。”

何雨柱没有再说话了，继续剥下一颗蒜。

剥完之后站起来把碗端进灶房，路过门坎的时候停了一下，“赵哥，你不会有事的吧？”

赵卫东站起来，把盆端到水槽边，“我没事，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