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场雪，不大，薄薄一层铺在青砖地上，踩上去咯吱响，但太阳一出来就化了，留下湿漉漉的印子。

赵卫东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去灶房门口看那只面缸。

何大清把面缸端到灶台边上，揭开盖子，用竹升子舀出一碗面，缸里剩下的面已经不多了，每一碗的取用都需要精打细算。

何大清舀面的时候会先把竹升子在缸沿上磕一下，把松的面粉磕实了再舀，象是要多装几粒进去。

何大清瘦了一大圈。

以前他的围裙系在腰间是紧的，现在要在背后多打一个结才能系住，下巴尖了，颧骨高了，手指上的茧比以前更明显，指关节也变粗了，象是骨头正在把皮肤从里面撑开。

何雨柱的脸也凹了下去，以前圆乎乎的脸颊现在有了清淅的轮廓，眼窝比以前深了，颠勺的时候手腕上能看到骨头的棱角。

但他站得还是直的，锅铲在手里还是稳的，颠出来的菜虽然分量少了，但味道没有变差。

易中海的棉袄空了一截。

以前穿着合身的那件蓝布棉袄现在肩头有些晃，下摆也比原来长了一截，走起路来衣摆晃动的幅度比从前大了。

他每天巡逻的时候还是把腰挺得很直，手电筒的光柱在胡同里扫来扫去，但脚步比以前慢了一些，象是每走一步都要把身体的重量重新分配一遍。

聋老太太的腿脚不如从前利索了，以前她从屋门口走到石榴树底下只需要几步路，现在要扶着门框歇一下才能走完。

赵卫东看着这一切，心里象是被什么东西一层层地叠压着。

他没有说，也没有表现出来，每天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只是夜里进空间的次数比以前多了，每次待的时间也比以前长了。

他在空间里把每一袋面粉都码得整整齐齐，把每一筐鸡蛋都数过一遍，把加工厂里的库存反复核对，象是在一遍一遍确认自己手里握着的那根线还够不够长、够不够结实。

他不敢放太多出去。

许大茂的举报虽然被查否了，但街道上的眼睛比他想的多。

他只能在夜里小心地把粮食分成更小的量，半碗米、一把挂面、几颗土豆，用旧布裹好，搁在那些不会被人注意到的角落里。

他放完东西之后不急着走，会蹲在暗处看一会儿，确认那些东西被收进去了，才站起来回屋。

有时候他能听见屋里传来的声音，何大清轻轻叹气的声音，易中海把布袋拎起来时布料摩擦的声响，聋老太太关上窗之前说一句含含糊糊的念叨，象是正在把一段还未成形的话叠好放进抽屉里，等找到了合适的词再重新打开。

有一天傍晚，聋老太太从屋里出来，走到石榴树底下站住了。

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在暮色里象一幅用淡墨画的速写。

她扶着树干站了一会儿才在凳子上坐下来，芦花鸡跟在她脚边，瘦了一些，但还能走。

赵卫东正好从灶房出来倒水，看见她坐在树底下，把空盆搁在墙根底下，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奶奶，”他说，“外面冷，您进屋去吧。”

老太太把两只手拢在袖口里，侧过头来看着他。

暮色里她的脸比以前更皱了，眼窝陷下去，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

“卫东，”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楚，“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了。”

赵卫东蹲在她旁边，夜风从墙头吹过来，卷着冬天的干冷，吹在脸上有些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