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春天来得迟，来了也冷。

槐树胡同口那棵老槐树到三月中旬才冒出几粒米粒大的芽苞，象是试探着看了看外面才肯往外长。

空气里始终绷着一股干燥的寒意，泥土干裂着，麦田里翻出来的土块硬得象烧过的砖。

粮食配给从年初就开始收紧了。

合作社门口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新的通知，白纸黑字写着“城镇人口口粮定量标准调整”，旁边附了一张表格，列着不同工种、不同年龄段的每日供应量，最底下一行写着“普通居民：每人每日三两五钱”。

三两五钱，差不多就是一小碗粥的米量。

赵卫东站在公告栏前面把那张表格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转身回了合作社。

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面粉袋从两排缩成了一排，又从一排缩成了半排。

粗盐和煤油倒是还有一些，但买的人越来越少，不是不想买，是买了粮食之后剩下的钱得留着买别的。

刘先生坐在柜台后面记帐的时候，经常端着笔停半天，象是正在等墨迹自己干透。

四合院里的变化是慢慢显现的。

先是何大清做菜的时候油用得少了，以前炒菜会搁一勺猪油，现在只放几滴，在锅底润一圈就够。

然后是何雨柱吃饭的速度慢了，以前一碗面三两口就扒完了，现在一筷子一筷子地夹，象是在让每一口饭在嘴里多待一会儿。

易中海的腰围窄了一圈，棉袄穿在身上比以前空了一截，走路的时候衣摆晃动的幅度比之前大了。

聋老太太有一天坐在石榴树底下晒太阳，赵卫东路过的时候看了她一眼。

她坐在小板凳上，后背比以前弯了一些，端着碗的手也有些抖，粥碗搁在膝盖上，碗沿抵着下巴，一口一口慢慢抿着，象在数碗里的米粒。

赵卫东没有停步，但回帐房之后，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傍晚何大清蹲在灶房门口削土豆的时候，赵卫东在他旁边蹲下来，也拿了一根土豆开始削。

两个人并排蹲着，削下来的皮落在同一只盆里。

何大清削完了一个土豆，把光溜溜的土豆搁进盆里，又拿起一个继续削。

“卫东，今年的粮食……不好弄了。”

赵卫东手里的刀没有停，“是不好弄了。”

何大清没有再接话，把第二个土豆削完搁进盆里，站起来端着盆进了灶房。

那天夜里赵卫东在空间里站了很久。

三十亩麦田里的冬小麦已经抽了穗，风一过就齐刷刷地弯下去又直起来。

养殖区的鸡鸭存栏保持在高位，蛋筐装得满满的。

加工厂里的面粉库存还有不少。

他蹲在田埂上，用手抓了一把土捻了捻，土是松的、湿的，带着一股新翻过的潮气。

他站起来走到加工厂门口，推开食品加工室的门，架子上那些罐头和香肠码得整整齐齐的，标签朝外。

他靠在门框上想了一会儿，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他在帐房里把空间里的物资库存重新估算了一遍，又列了一张单子，把四合院里哪些人“靠谱”勾了一下。

他没有把这张单子给任何人看，看完之后折好放进了抽屉最底层，用一本书压住了。

之后的夜里，他每隔几天就会做一件事。

有时候是把一小袋白面搁在何大清灶房门口，用一块旧布盖着；有时候是把一包挂面放在易中海家门口的砖台上，再用扫帚扫一下地面上的脚印；有时候是往聋老太太窗台下的陶罐里添几把小米。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快，选在院子里的人都睡了之后，月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的时候，他穿着布鞋走过院子，脚步声被夜风盖住了，落地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