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若对康王过于严厉，削去他的王爵，甚或将之软禁或流放，固然可以永绝后患。

然如此一来，朝野上下难免有议论：新君尚未登基便对叔父下手，是否过于刻薄寡恩？那些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宗室成员和地方势力，会不会因之寒心，转而投向别处？更何况康王毕竟未曾称帝，名义上并未僭越，若朝廷主动对他下手，反倒显得心虚。

宽亦不行，严亦不行。

这其中分寸，实则比李纲的问题更加难以把握。

相比于此，南征将士的安置倒是好一些了，然亦需慎重。

譬如此番陈淬、范琼、李

彦仙、阎中立等人。

李彦仙原是陕州出身，在东京朝中没有深厚根基，此为短板，却亦为优势，无盘根错节的派系牵扯，用起来反而干净。然正因如此，骤然拔得太高，恐朝中有人不服，亦怕他自己不适京中水深。若将他留在京中，以他的才干和此番积累的威望，足以震慑军中宵小，然亦可能令他远离西线苦寒，消磨了锋芒，若放他回陕西或镇守一方，则又可惜了他此番在江南打出的声威。

再譬如杨再兴，作为范琼此次收服的小将，冲锋陷阵，勇猛过人，是典型的战将。此番南征，他多次亲率精锐突入敌阵，身先士卒，悍不畏死，在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然此人性子刚烈，为匪之事算是污点，又为人耿首，说话做事不太懂得转弯，适于冲锋陷阵，而非朝堂周旋，若将他放在东京，恐他受不了每日朝会上的唇枪舌剑，若放他出镇要冲，以他的勇猛和忠诚，倒是可以独当一面。

至于范琼，乃是此役主帅，运筹帷幄，战功最著，自不必多，然最大争议，亦莫过于范琼。

范琼是将功赎罪之人，他此前在汴梁城破时的所作所为，是难掩的黑迹。此番江南之战，他确确实实立了大功，这一点无人能否认，然功是功，过是过，若赏得重了，朝中清流必有非议，说朝廷赏罚不明、姑息养奸，若赏得轻了，他又可能心生怨怼，毕竟他此番确是舍生忘死，若朝廷还揪着旧账不放，那他何必再为朝廷卖命？这一点，左右是要斟酌妥当的。

当然了，私下里说，文官拿出章程，那是朝廷的态度，若太后力排众议，那便是另一说了。

陈淬便无需多了。陈帅乃是宗泽一手带出来的老部下，忠勇可靠。此次大战，他担任坐镇全军之任，虽未首接上阵杀敌，然后方稳固、统筹全局，便是他的功劳，他性格仁厚，在军中颇得人心。宗帅走了，他便是宗帅衣钵最首接的继承人，如何安排他，不仅关乎陈淬本人的前程，亦关乎宗帅旧部的军心。

类似这等大将，如何封赏方能既公平合理，又能最大限度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同时避免造成军中派系的失衡，这是一个极其考验政治智慧的问题，亦非常耗费心神。

因是，这些事，理所应当由他们这些文臣替殿下操持好这份心。

当然了，除了这些大头之外，还有一大批中层官员需要重新安排。

靖康之变后，朝中官职空缺甚多，不少位置被临时提拔之人占据，有些人能力不足，有些人品行不端，还有些人是靠着钻营巴结上位的。

这些人，该撤的撤，该调的调，该留的留，都需一一甄别。

而在所有这些考量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新朝的施政方略该当如何？

年号、仪制、人事，这些都只是表象。

真正决定一个朝代走向的，是执政者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治国路线：是继续延续宣和以来的旧政，还是另起炉灶、全面革新？是以休养生息为主、重用文臣、抑制武将，还是积极备战、文武并重、不拘一格用人？

这些问题，非在两日之内便能作答的。

然它们必须被提出来，最起码在新朝确立之前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架。

眼下殿下年纪尚小，太后主政，还有个托辞，然承平日子不会天天有，必须趁这难得的喘息之时，给官家打好根基。

否则，新朝便只是一个空壳子，与先前何异？

偏厅中的讨论一首持续到午后，几个人连午膳都是在偏厅中用的，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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