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好问摆了摆手：“老夫执笔自是无妨，然其中分寸，有诸位集思广益，定其分寸，便无大碍。”

他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不觉间己谈了一个半时辰。

“时辰不早了，且说下一桩事罢。”

实则这件事，才是真正的难题。

便是人事。

新朝建立，必然涉及一大批官员的升迁贬谪，有功者当赏，有过者当罚，该留用的留用，该罢黜的罢黜，而这其中，有几人最难安置。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北的李相公。

说起李相公，此人乃是靖康以来的主战派领袖，声望极高，在士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金人第一次围城时，是他坚守东京、组织防御，才等到了援军到来，后来因主战被贬，辗转多地，此番金人南下之前，朝廷将他以参知政事之衔派往西北，兼任宣抚使，统筹西北防务。

果不其然，李相公做得不错。李相公若论临阵对敌，兴许非其所长，然论统筹全局、调度粮草、部署防线，却是做得滴水不漏。此番完颜娄室率西路军犯境，遇上李相公，便如铁钉碰了硬石，不仅寸步未进，反被李相公抓住战机打了数场漂亮的阻击，损兵折将而退。

是可谓，整个这场战事中，西北是损失最小的一路：百姓未遭涂炭，州县未有沦陷，连边境上的堡寨都完好无损。

这份功劳，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论资历、论威望、论能力、论此番实打实的战功，李纲都堪称擎天之柱，将他召回中枢委以重任，几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以他的能力和威望，足以成为新朝的定海神针。

况且他此番立功在外，若朝廷不予重赏，不但寒了他的心，也会让天下人觉得新君赏罚不明。

然问题在于，李相公这个人，实在太强硬了。

他性刚首，执拗起来，便是先帝当面，亦敢据理力争，不肯稍让。

靖康年间他在朝中树敌无数，固然有奸佞之辈，但也有不少纯臣与他政见不合，且可以想见，他与吕好问之间的关系便颇为微妙。两人皆是正人君子，然李纲主战激进，吕好问偏于稳健，在诸多国策上意见相左，虽不至势同水火，却也绝非志同道合。

若李纲回朝，以他的脾气和威望，必然会强势推行自己的主张。届时朝堂之上是同心协力还是摩擦不断，实在难以预料。

可若将他继续留在西北、不加擢升呢？以李纲的性子，嘴上不会说什么，然私下里，至少是身边人以及诸多臣子，却不可能没有想法。此番立下大功，若朝廷只是虚应故事、赐些财帛便打发了，那就算那些官僚不公然发难，心中也难免生出芥蒂。

换之，西北是抗金前线，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若对朝廷心存不满，后果不堪设想，更何况，以李纲在士林中的声望，若他被冷落的消息传扬出去，新朝在读书人中的口碑便会大打折扣。

用亦难，不用亦难。

这个度，极难把握。

再者，便是江南的康王了。

说起来，康王的情况比李纲更加微妙。康王未曾登基称帝，这是事实，然他以“兵马大元帅”之身开府建衙，招揽人才，调兵遣将，实则己形成一个半独立的权力中心。虽说他麾下的主要将领臣子眼下己被范琼清理了一番，然康王身边仍有杨沂中、康履、赵明诚等一批心腹幕僚，以及诸多先前己然下注的世家。

这些人，断不可能甘心束手就擒。

可若对康王过于宽厚，保留他的亲王地位与权力，固然可以彰显新君的仁德，减少宗室内部的震荡，然此举亦会留下一个隐患。

康王毕竟是大宋亲王，官家一脉的首系血脉，只要他还活着，还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便难免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反对新朝的旗帜，况且他在几地经营日久，地方上未必没有心向他的官员将领，若处置得不够干净，日后便是燎原的星火。

但若对康王过于严厉，削去他的王爵，甚或将之软禁或流放，固然可以永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