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负责情报联络的干部肃然领命。

这道命令，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下投入了一颗石子。济南城内，那些早已潜伏在日伪机构深处、或伪装成各色人等的红色特工们，立刻如同最精密的仪器，开始悄然运转起来。他们有的利用职务之便，靠近日伪高层聚会的场所；有的装扮成侍者、黄包车夫、小贩，在目标可能出现的地方徘徊；还有的，则动用了花费巨大代价才建立起来的、通往敌人核心的隐秘渠道。

很快，一些零碎但至关重要的信息，被编织成情报，穿越日伪的重重封锁，送抵了黑鱼嘴。

情报证实了李啸云的担忧。考察团在经历了水门惊魂后，并未立刻仓皇逃离，反而在藤田一郎的竭力安抚和“确保安全”的承诺下，留在济南，进行了一番更为“深入”的考察和“研讨”。而研讨的重点之一，正是济南乃至山东日占区统治的“薄弱环节”。

在一场只有藤田一郎、高桥及少数几名核心参谋参加的闭门会议上，高桥的发，透过内线模糊的记述，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来自“上级”的、带着审视和不满的锋芒。

“……藤田君，此次章丘之行，虽然展示了‘铜墙铁壁’的构思，也击退了卑劣的偷袭，但暴露出的问题，同样触目惊心。”高桥的声音，据内线描述，冰冷而刻板，“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你过度依赖毛宏远、张德才这类支那降将、地方豪强。他们是什么人？是韩复榘的旧部，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是可以用金钱和官位收买的投机者！他们或许能帮你维持表面秩序，征收粮饷，但绝不可能真心实意为帝国、为皇军的长期统治效死力！恰恰相反，他们很可能成为抵抗分子渗透、收买的内应！你的许多机密行动计划屡屡受挫，难道与这些人毫无关系吗？”

藤田一郎显然进行了辩解，声音压抑着恼怒和无奈：“高桥将军，您所甚是。然山东情况特殊，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皇军兵力有限，若要有效控制广大城乡，维持基层运转，不用毛宏远、张德才这类人，实在……无人可用。我手下帝国军官忠诚勇武，然多专注于军事讨伐，对地方治理、人情世故，并不擅长，更难以获得那些狡猾支那百姓的……表面配合。”

“那是你用人不当，培养不力！”高桥的斥责毫不客气，“帝国在满洲，在华北其他地区，也并非全靠支那人。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由皇军绝对主导、支那人员仅为办事工具的体系。毛、张之流，可用，但绝不能赋予实权，更不能让他们接触到核心机密！必须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监视和随时可施行的雷霆手段，将他们牢牢控制！像现在这样，让他们独当一面，甚至负责章丘这样的要地工程，简直是授人以柄，自掘坟墓！”

内线还听到，考察团中一名负责政战和治安的参谋，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语气带着在北平纸上谈兵的轻松：“藤田机关长，我们认为，济南城防，过于内向，只顾城墙和城内要点。这给了城外抵抗分子太大的活动空间和接近机会。应当学习中国古代城池防御的智慧，在济南外围，选择十六处交通要道、制高点或潜在威胁方向，构筑永久性钢筋水泥碉堡。这十六座碉堡，要能互相瞭望，火力支援，形成一道环绕济南的外围警戒圈和第一道防线。”

他越说越觉得自己的主意高明：“每座碉堡常驻一小队皇军或最可靠的皇协军，配备机枪、掷弹筒，储备充足弹药粮秣。白天以旗语、夜间以灯光信号或电话线相连，一堡有警，周边皆应。任何试图靠近济南的大股武装，都将暴露在这十六双眼睛和交叉火力之下，足以提前预警，并给予其初步杀伤，迫其知难而退，或为城内守军调动赢得时间。如此，济南方可称固若金汤！”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高桥的赞许，认为这是“将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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