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剿灭一股武装，杀掉一批抵抗者，以为平定了。可要不了多久，新的武装，新的抵抗者，又会在别处出现。我们杀不完，赶不绝。中国的古诗说得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日本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动用飞机大炮，杀人立威，怀柔同化……可似乎，总也征服不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像野草一样的人。”

这番话，是藤田一郎多年苦战、屡受挫折后最深切的无奈和困惑，甚至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对对手那种顽强生命力的隐秘敬畏。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在高桥面前唯唯诺诺、或强硬顶撞的下属，更像是一个在残酷战争中迷失了方向的疲惫旅人。

高桥静静地听着，脸上那丝智者的笑容渐渐扩大，最后变成一阵哈哈大笑。他用力拍着藤田一郎的肩膀，拍得后者微微一晃。

“说得好！藤田君，你说得太对了！就是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高桥眼中闪着兴奋的光，仿佛终于找到了知音，或者说，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高明”的切入点，“你看到了问题的本质！野草，靠烧，是烧不尽的！只会让土地更肥沃，让草籽飘得更远！”

他凑近一些，压低声音，带着一种传授机密的意味：“所以，我们日本人，为什么非要执着于‘烧’呢？为什么不学学他们中国人自己的一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的意思是，学习洋人的长处，用来制服洋人。我们反过来用，就是——用支那人，来治理支那人！用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他挺直身体，语气变得不容置疑：“藤田君，这就是我，不，是我们北平方面，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新思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军事高压，硬碰硬！那样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让我们帝国的勇士白白流血牺牲，劳而无功！必须变通！必须改变做法！”

他看着藤田一郎，目光炯炯：“要学会收买，分化，拉拢。给毛鸿远、张德才这样的人更大的权，更多的利，让他们去管理地方，去对付那些不听话的‘野草’。让他们去征粮，去抓丁，去清乡。老百姓恨，也是恨他们，转移矛盾！我们皇军，站在幕后，掌握大局，提供支援。对于那些真正的死硬分子，比如李啸云的八路军，比如重庆的南方军残部，我们再集中精锐，找准机会，给予致命一击！平时，则要做出‘亲善’、‘共荣’的姿态，让那些可以争取的‘野草’，觉得跟着我们，有饭吃，有活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瓦解他们的抵抗意志，实现长治久安！”

高桥越说越兴奋，仿佛在描绘一幅宏伟的蓝图：“你想想，如果济南乃至山东的百姓，不再视皇军为仇寇，而是通过毛鸿远这些人，觉得皇军带来了‘秩序’和‘机会’，那李啸云他们还怎么扎根？怎么发动群众？他们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水之鱼，迟早会被困死、饿死、孤立死！这才是上策！这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真正的智慧！”

藤田一郎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肌肉几不可察地抽搐了一下。原来如此。高桥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说了这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最终的落点在这里。不是什么新的战略思想，而是北平方面，或者说高桥背后那些人，对他在山东一味强调军事清剿、导致伤亡惨重、局面却迟迟无法打开的不满。他们派高桥来，不是真为了考察什么“铜墙铁壁”，而是来传达“旨意”，逼他改变策略，更多地依靠汉奸，推行所谓“以华制华”的怀柔政策。而高桥这个蠢货，直到在南山吃了亏，差点丢了性命，才把这层意思半遮半掩地说出来。

一股被愚弄、被轻视的怒火在藤田一郎胸中升腾，但很快又被更深的冰冷和无奈压下。他能说什么？反驳吗？说毛鸿远、张德才不可靠，说“以华制华”是做梦，说李啸云和那些百姓是真正的“野草”，用怀柔是养虎为患？高桥不会懂，北平那些大人物也不会听。他们只想要好看的报告，稳定的税收，和表面上的“太平”。至于底下的脓疮和暗流，只要不流到明面上，他们就可以假装看不见。

“哈依！”藤田一郎猛地并腿立正，对着高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脸上瞬间堆满了“恍然大悟”和“衷心钦佩”的表情，声音洪亮而坚定：“将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令卑职茅塞顿开！卑职愚钝，以往只知埋头军事，蛮干硬拼，实在是误入歧途，劳民伤财，愧对帝国信赖！从今往后，卑职一定深刻领会将军和北平方面的指示精神，转变工作作风！坚决推行‘以华制华’、‘亲善共荣’之策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支那人，孤立打击死硬反抗分子！找准时机，坚决、彻底地消灭李啸云八路军和南方军残部！为帝国在山东的长治久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这番表态，又快又响，充满了“悔悟”和“决心”，听得高桥眉开眼笑，连连点头，脸上的得意几乎要溢出来。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这番“教导”立竿见影，藤田一郎“痛改前非”，山东局面即将焕然一新，而这一切，都将成为他高桥正一慧眼如炬、领导有方的辉煌政绩，写进他返回北平的晋升报告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