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已经向我们求助，现在又是中东。”

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忧心忡忡，“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欧洲复兴计划，来稳定西欧，防止共产主义通过内部颠覆得手。但我们的资源不是无限的。在中东直接与苏联对抗？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动用地面部队，而国会和民众绝不会支持在和平时期再次大规模派兵海外，尤其是在刚刚结束一场世界大战之后。”

“但石油呢？战略位置呢？”

海军部长和石油公司的代表们则强调中东的重要性，“如果苏联控制了中东石油，欧洲的复兴将无从谈起，我们自己未来也可能受制于人。我们必须支持英国，至少是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支持。”

最终，杜鲁门政府采取了双轨政策：一方面，批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巨额军事经济援助，帮助其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抵抗苏联压力；另一方面，对中东，则以提供顾问、武器装备和外交声援为主，同时向英国和法国施压，要求其进行“改革”，满足当地民族主义者的部分要求，以“消除苏联渗透的土壤”。美国海军也增加了在地中海的巡航，向苏联展示存在。

但这未能阻止火焰的蔓延。1946年夏，在苏联的秘密担保和“调停”下，法国与叙利亚、黎巴嫩的主要起义力量达成协议，法军开始逐步撤出。作为交换，苏联获得了在叙利亚拉塔基亚和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商业设施使用权及必要时的驻泊权”，其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随之进入。表面上，这是法国“体面”地结束了委任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了“独立”。实际上，权力迅速被亲苏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民族主义联盟掌握。苏联的影响力，如同楔子，牢牢钉入了地中海东岸。

巴勒斯坦的局势则更加混乱。英国在犹太武装袭击和阿犹冲突的双重压力下焦头烂额，而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游说集团又迫使杜鲁门政府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建国主张。苏联则继续左右逢源，一面在联合国支持阿犹分治方案（认为这能更快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制造新的权力真空），一面继续暗中资助阿拉伯激进势力，为其后续干预埋下伏笔。整个巴勒斯坦，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就在中东火焰升腾之时，在欧洲，另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激烈的战争也在进行。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凭借其在抵抗运动中的巨大声望和战后初期的普遍贫困，势力急剧膨胀，在选举中获得高额票数，甚至加入了联合政府。在苏联的暗中指导和资助下，法共、意共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和街头运动，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更激进的社会改革，并反对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被共产党宣传为“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工具”）。

“西方壁垒”行动虽然没有直接开火，但压力无处不在。驻扎在东德、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数百万苏军，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军事演习，新型的t-54坦克和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尽管数量不多）频繁出现在靠近西方占领区的边界。心理战广播日夜不停，宣传西欧在“英美资本”剥削下的困苦，描绘东欧在苏联帮助下进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光明前景”。一股“芬兰化”的暗流在西欧各国涌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与苏联对抗是否明智？是否应该考虑中立，甚至与东方达成某种谅解？

“我们正在失去欧洲！”

美国驻法大使在发回华盛顿的密电中警告，“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不出两年，法国和意大利可能通过选举落入共产党之手，德国也会在苏联的压力下统一成一个中立的、但必然亲苏的国家。届时，美国将被赶出欧亚大陆。”

面对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压力和在中东的政治攻势，杜鲁门和马歇尔最终下定决心，推出了规模空前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宣布在四年内向西欧提供高达130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援助，帮助其重建，抵御共产主义的影响。同时，美国开始与英国、法国、比荷卢等国秘密磋商，探讨建立某种形式的“共同防御安排”。

冷战的对峙线，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和中东的沙漠边缘，变得越来越清晰、僵硬。而在这对峙的前沿，在柏林的废墟中，在的里雅斯特的街头，在苏伊士运河的岸边，小规模的摩擦、对峙、间谍活动和宣传战从未停止，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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