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时彼一时，”

亚历山大笃定地说，“革命成功了，但政权还不稳固。王室残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潜在反对派都在观望。更重要的是，英国人还在运河区虎视眈眈，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肯定也在蠢蠢欲动。纳赛尔需要外部支持来巩固政权，威慑外敌。而我们，是唯一愿意且能够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大国。他可能会讨价还价，要求更多经济援助或技术转让，但在安全问题上，他没有太多选择。况且，我们提供的装备和训练，能迅速提升埃及军队的战斗力，这对渴望建立一支强大阿拉伯军队、以对抗以色列和捍卫独立的纳赛尔来说，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告诉我们在开罗的代表，姿态要放低，强调尊重埃及主权，顾问只提供建议，指挥权完全在埃及人手中。我们要做‘真诚的朋友’，而不是新的‘太上皇’。”

命令再次下达。苏联的援助开始通过各种隐蔽和公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开罗郊外的军营里，苏联教官开始指导埃及士兵操作新装备。叙利亚的苏联空军基地里，米格-9喷气式战斗机的身影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靠近埃及边境的空域。黑海舰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塞得港外海进行“友好访问”，与埃及海军进行“联合通讯演练”，实则是向对岸运河区的英军展示肌肉。

运河区的英军日子越来越难过。开罗新政府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呼吁在运河区工作的埃及人罢工回家，不为“殖民占领者”服务。响应者日众。运河的管理和维护，严重依赖埃及技术人员和工人。罢工导致运河通航效率大降，船只堵塞，事故频发。英军基地的清洁、餐饮、维修等后勤服务也因埃及雇员流失而陷入混乱。开罗新政府任命的“人民代表”试图进入运河管理公司大楼，与英国经理发生对峙。埃及警察和民兵开始在运河区外围设立检查站，对英军车辆进行盘查和刁难，虽然尚未爆发武装冲突，但紧张气氛与日俱增。

英军指挥官，中将布莱恩·罗伯逊爵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伦敦的命令含糊不清，既要他“坚决维护英国的权利和基地安全”，又要他“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全面冲突的挑衅行为”。他的部队被困在基地和要塞里，士气低落，补给困难（特别是新鲜食品和日用品），与当地埃及人的关系降至冰点。他多次向伦敦请求明确指令：是强行恢复运河运营，驱逐埃及“人民代表”，甚至进军开罗施压？还是准备谈判撤军事宜？伦敦的回复总是“等待进一步指示”和“保持克制”。

“我们就像坐在火药桶上，而莫斯科和开罗的人正轮流往上面撒火药！”

罗伯逊在发给伦敦的密电中抱怨，“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是为了保护一条运河？但运河正在我们自己眼前瘫痪。是为了保卫条约权利？但条约的对方——埃及国王已经跑了，新政府不承认条约。是为了对抗苏联？可苏联人就在对岸，他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飞，军舰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做！再这样下去，不需要敌人进攻，我的部队自己就要崩溃了！”

伦敦的犹豫不决，部分源于大西洋彼岸盟友的态度。华盛顿，白宫。

“我们不能让英国人在运河区开第一枪，”

杜鲁门总统对着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强调，“那会把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向苏联，也会让我们在国内和国际上陷入道德和政治的被动。但我们也绝不能坐视苏联通过纳赛尔控制运河。运河必须保持通行自由，不能被任何单一国家，特别是敌对阵营的国家所控制。”

“问题是，纳赛尔会接受国际共管吗？苏联会同意吗？”

国务卿艾奇逊皱眉，“纳赛尔的口号是‘埃及人的埃及’，他要的是完全主权。苏联支持他，就是为了把英国赶走，然后把运河作为影响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杠杆。他们绝不会同意一个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来管理运河。”

“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更‘公平’的方案？”

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试探道，“比如，成立一个由埃及、英国、法国、美国，甚至……加上苏联，共同组成的运河管理委员会？保证埃及拥有主权，但运营由委员会负责，收益按比例分配？”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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