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话筒换了一只手，另一只布满老年斑和细小裂纹的手，缓缓抬起，贴着冰凉的玻璃，按在他泪水模糊的脸对应的位置。隔着玻璃，隔着一拳厚的距离，她似乎想触碰他，又似乎只是想让他知道――妈就在这里。

“把眼泪憋回去。”

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闷锤，砸在这间狭小的探视室里。

张诚怔住了，泪水还在流，但喉咙里那哽咽堵住的声音，却被这简短、冷硬、却重若千钧的命令，生生压了回去。

“是男儿，就要活出自己的脊梁。”母亲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从坚硬的石壁上凿下来的，“咱不怕他们。你爹没有怕过，你也不用怕。”

你爹。

这个词，在张诚家里，很多年没人主动提起了。

父亲是在张诚十六岁那年走的。不是病逝，他们说是工伤。母亲没闹，没去厂门口拉横幅，只是请了三天假，用那象征性赔的一点抚恤金，把父亲的丧事办得体体面面，又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说是给张诚念书用。

那一年，母亲四十五岁。

张诚从没见母亲在父亲灵前哭过。她只是跪在那里，一张一张地烧纸钱，火光照着她平静的脸。有亲戚在背后嘀咕，说这女人心硬，丈夫死了都不掉一滴泪。张诚当时不懂，只觉得委屈，觉得母亲是不是真的不在乎父亲。

多年以后，他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眼泪，从不在人前流。她的脊梁，从不在风雨前弯。

“你爹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不会讲大道理。”母亲的声音依旧平稳，像在讲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他就认一条：做人要凭良心。对得起脚下的这条河。”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张诚脸上，像在确认他是否在听。

“你记得他临走前，跟你说过什么吗？”

张诚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止住了。他当然记得。那一年他十六岁，正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因为父亲不肯帮他去跟老师说情免掉一次处分，他赌气一个月没跟父亲说话。父亲出事那天，还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在厨房里给他下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他端着碗坐在桌边，父亲在他对面，突然说了一句：

“诚子，做人这一辈子，有些时候会很难，难得你以为过不去了。但再难，也别把脊梁骨丢了。脊梁骨要是弯了，人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他当时没回话，低着头把面条吃完，碗一推，出门上学去了。

那是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记得。”张诚的声音沙哑，像锈蚀多年的铁门被艰难推开。

母亲点了点头，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但眼底那层坚硬的、撑了太久太久的冰壳，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纹。她没有让它蔓延。

“记得就好。”母亲说，“现在你遇到的，就是那种难。但不是你一个人难。这世上有太多好人被冤枉、被欺负，你爹当年去河边，就是为了让自己清清白白。他这一去，把命丢了，可他没后悔过。”

她深深地看着他。

“你也要做到，不后悔。”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