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此断了联系。没有电话，没有消息，像两条交汇过的河，最终还是流向了各自的岸。

林叙白偶尔会在新闻里看见宋昭祥的名字，说他捐了所有积蓄重建惠民大厦遗址，要改成受害者纪念馆。

他没再去过那个地方，只是在画本里添了张新画：纪念馆的玻璃墙上，映着两个模糊的影子，一个站在馆内，一个立在馆外，中间隔着岁月，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望着天空。

只是每个季度，宋昭祥的办公室都会收到一个匿名包裹。牛皮纸信封上从没有寄件人地址，邮戳却总在不同的城市盖着――有时是西南的山区，有时是海边的小镇。

拆开来看，里面永远是几张照片。抗震教学楼的钢筋节点特写上，焊点饱满得像凝固的月光，在阳光下泛着银亮的光泽；防洪堤的混凝土截面切开处，钢筋网排列得整整齐齐，间距分毫不差；幼儿园的安全出口，绿色的指示牌被擦得干干净净，在阳光下亮得刺眼，像枚永不熄灭的信号灯。

每张照片背面，都有一行铅笔字，笔迹很轻，墨色淡得几乎要看不清，像怕惊醒什么沉睡的往事：

“这些，很安全。”

宋昭祥会把照片一张张排在办公桌上，对着阳光看很久。

直到暮色漫进窗户，才小心地收进铁盒里，和那张没寄出去的银行卡存根放在一起。

铁盒锁扣的“咔哒”声里，他仿佛能听见某个年轻人背着帆布包，在远方的工地上轻声说：你看，这样就不会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