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广德堂一个月，我才算真正弄明白，洪门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之前我对洪门的印象，跟大多数外行人一样，觉得就是一群混社会的，拜关公，讲义气，砍人时候喊两句“替天行道”，完事儿回去该收保护费还收保护费。

土。

俗。

糙。

但实际接触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入堂第十二天，堂口一个叫阿贵的兄弟出了事。

他老婆查出来肾衰竭，换肾加手术费，保守估计要四十多万。阿贵在堂口干了三年，跑腿的活计，每月工资八千块，刨去日常开销，存款不到五万。

四十万对他来说，跟天文数字没区别。

那天早上，阿贵在大厅里跪了半个多小时。

没人理他。

不是不想理，是没人敢做这个主。

广德堂的账，每一笔都得经过四叔的手，四叔不点头，谁掏钱就是越规矩。

我正好从楼上下来，看见阿贵跪在那里，眼眶通红，嘴唇发白，手里攥着一张医院的诊断书，纸都被捏皱了。

如果堂口不管，那说明洪门的“义气”两个字，就是放屁。

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四叔从后门进来了

他手里夹着个黑色公文包，脸上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

走到阿贵面前，站定，低头看了他一眼。

“多少钱。”

阿贵抬起头，声音都在抖：“四……四叔，大夫说，连手术带后续治疗，大概……大概要四十多万。”

四叔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啪”的一声，里面弹开。

我看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摞现金，旁边还有几张银行卡和一本账册。

四叔从里面抽出两银行卡，推到阿贵面前。

“这张里面有二十万，是堂口的公积金。你干了三年，按比例算，能支取这个数。”

“另一张里面有十万，是我私人借你的。不算堂口的账，你慢慢还，不收利息。”

阿贵愣住了。

他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四叔又说：“剩下十几万，你去找小三爷，让他帮你走水滴筹。堂口的兄弟，每人捐一天的工资。我捐一个月。”

说完，合上公文包，转身就走。

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你老婆的手术，什么时候做，提前跟我说。我安排人去医院的食堂，给你送饭。你一个人扛不住的。”

阿贵跪在地上，哭了。

师父在的时候，跟我说过，江湖人最薄情。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就能为了利益翻脸。别信什么义气，义气都是写在纸上的，真到关键时候，谁都靠不住。

但四叔刚才那一手，不叫义气叫什么？

后来我跟四叔熟了，有一次喝酒，聊起这件事。

我问他：“四叔，公积金那个制度，是谁定的？

四叔喝了口酒，说：“老规矩了。洪门三百多年，每个堂口都有。兄弟入堂，每月从工资里扣百分之五，存进公积金。谁家有难，先从这里面支取。金额不够的，堂口补，兄弟们凑。”

“三百多年？”我有点吃惊。

“三百多年。”四叔点头，“洪门为啥能当天下第一会？不是靠拳头，不是靠地盘。是靠这个。兄弟有难，不能不管。这条规矩，从祖师爷那辈就立下了，从来没断过。”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

但我听得出来，这三个多世纪的传承，在他心里，比什么都重。

接下来那半个月，我又见识到了更多。

广德堂在十三行有个规矩，每个场子的收入，百分之三十要上交堂口做公共基金。这笔钱，除了公积金，还用于兄弟们的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养老。

没错，养老。

洪门有养老制度。

干到五十岁以上的兄弟，如果不想继续在江湖上混了，可以申请“退堂”。

堂口一次性给一笔安家费，外加每月固定的生活费，直到人没了为止。

条件只有一个――退堂之后，不得再参与任何帮派活动，不得以洪门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

违者，清理门户。

这套制度，放在任何一个现代企业里，都不算差。

更何况，这是一个帮派。

“义字当头”这四个字，被洪门人写进了骨子里。

他们还在维护着一种在这个时代几乎已经绝迹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和责任。

我有点明白，老爹为什么在洪门待了一辈子，到死都没走。

也知道，为什么亭爷这种人，明明可以舒舒服服当个富家翁，却偏偏要守着这个烂泥潭。

因为有些东西，比钱重要。

比命重要。

一个月后，我在广德堂的位置，彻底稳了。

不靠亭爷的名头，不靠季然的照应，靠的是我自己。

这一个月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整顿十三行的账务。

之前各场子的账目乱得一塌糊涂，管事们中饱私囊的现象严重。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所有账本过了一遍，找出七个有问题的场子，撤换了三个管事，追回了将近八十万的亏空。

手段不算狠，但够准。

第二件，处理了和长乐帮的边境摩擦。

豹哥那件事之后，长乐帮消停了不到一个星期，又开始在码头附近搞小动作。我没再亲自出手，而是让王彪带人去谈。

谈的方式很简单――我让王彪带了一份厚礼，外加一句话。

“阿宝哥说了，远亲不如近邻。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谁先坏了规矩，那就别怪广德堂不讲究。”

长乐帮的老大是个聪明人，收了礼，也给足了面子。

双方划了线，各自安生。

这一手，叫“先兵后礼”。

亭爷听了之后，笑了笑，说了句：“不错，知道动脑子了。”

第三件，是我自己掏腰包，在堂口附近开了个小饭馆。

不为赚钱，就是想让兄弟们有个吃夜宵的地方。

江湖人熬夜多，胃都不好，半夜收工，找不到口热饭吃，时间长了身体扛不住。

饭馆不大，二十来张桌子，请了个手艺不错的川菜师傅。

兄弟们来吃，一律半价。

实在没钱的，记个账就行，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

这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光广德堂的兄弟，连其他几个堂口的人，都知道了十三行有个李红棍，手底下开个饭馆，专门请兄弟们吃饭。

名气这东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江湖人讲口碑，口碑比广告好使。

一个月前，他们叫我“阿宝哥”，一半是给亭爷面子，一半是慑于我在祠堂里那两下子。

一个月后，他们还是叫我“阿宝哥”，但语气里多了点东西。

不是畏惧，是亲近。

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了。

那天下午，我在饭馆里帮师傅择菜。

别笑，红棍择菜。

我乐意。

师傅姓陈，六十多了，颠了一辈子勺，手艺好得一批。

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只当我是饭馆的合伙人，每次见我来帮忙，都乐呵呵地让我切肉。

“小李啊，你这刀工，比我都利索。”陈师傅看着我切出来的土豆丝，每根都粗细均匀，忍不住夸了一句。

“以前干过厨师。”我随口扯了个谎。

正切着，门口进来个人。

是季然。

他穿着件白色休闲衬衫，手里拎着个纸袋，笑嘻嘻地走进来，往我对面的椅子上一坐。

“阿宝哥，好雅兴啊。堂口的红棍亲自择菜，这要是让外面的兄弟看见了，还以为广德堂穷得揭不开锅了。”

“穷不穷不知道，反正饿不着。”我把手里的土豆扔进盆里，擦了擦手，“吃点？”

“不了。”季然把纸袋往桌上一放，“义父让我来找你。他在观海阁，说有个老朋友想见见你。”

“老朋友？”

“永胜堂的黄堂主。”季然的笑容没变，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东西，“刚好今天来榕城办事，听说你在义父手下干得不错，说想认识认识。”

黄昌。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

蒋玲笼给我的资料里，关于黄昌的信息不多，但有一条很关键――这个人，表面上是维稳派的人，但背地里和重建派的沈三刀，有过几次不清不楚的接触。

墙头草。

而且是一根很有分量的墙头草。

“什么来路？”我低声问季然。

季然看了眼四周，确认没有外人，压低了声音：“黄昌这两年一直想从义父手里分一杯羹，盯上了十三行的生意。之前豹哥那件事，虽然表面上是长乐帮搞的鬼，但背后有没有黄昌的影子，不好说。”

“义父的意思呢？”

“义父说，该见就见。躲，不是办法。”季然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吧，别让亭爷等太久。”

我换了身衣服，跟着季然去了观海阁。

观海阁三楼，还是上次那个茶室。

推门进去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亭爷。

他坐在那把虎皮太师椅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丝绸唐装，手里转着那对永远不离身的文玩核桃，脸上挂着弥勒佛似的笑容。

在他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这就是黄昌了。

他长得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不是那种五大三粗的江湖莽汉，反而有些清瘦，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有些花白。面相有些冷，颧骨偏高，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颗被磨得光滑的黑色棋子。

整个人坐在那里，有一种让人不太舒服的精明劲儿。

像那种在生意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老狐狸，每一根头发丝都算计过。

“来了。”亭爷看到我，冲我招了招手，“阿宝，过来。”

我走过去，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亭爷。”

“老黄，”亭爷转向黄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我广德堂的新红棍，李阿宝。”

黄昌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圈。

“哦？”黄昌拖了个长音，嘴角微微上扬，“就是这位？”

他没有站起来，甚至没有伸手，只是坐在那里，微微点了点头。

这叫“端着”。

江湖规矩，平辈相见，不论身份高低，至少要站起来打个招呼。

黄昌这一手，明摆着是给我下马威，告诉我：你在亭爷面前是红棍，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

亭爷脸上的笑容没变，但他转核桃的手，顿了一下。

我看出来了，亭爷不太高兴。

但我没有在意。

“黄堂主好。”我语气平淡，不卑不亢。

“好，好。”黄昌笑着点了点头，那笑容没到眼底，“坐吧，坐吧。年轻人，别拘束。”

我在亭爷旁边坐下。

季然站在一旁，没有入座，只是安静地给几个人沏茶。

茶桌上，摆着一副扑克牌和几摞筹码。

看来不是单纯的喝茶聊天。

“阿宝，”亭爷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老黄今天过来，是想玩两把。我老了，手气不好，你来陪我玩几把。”

这话说得轻巧，但我听出了弦外之音。

亭爷让我上桌，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代理人”。

我和黄昌之间的牌局，实际上就是亭爷和黄昌之间的博弈。

“好。”我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黄昌拿起桌上的扑克牌，洗牌的手法很老练，动作流畅，像是打了一辈子牌的人。

“阿宝，玩什么？”他一边洗牌，一边问。

“客随主便。黄堂主定。”

“那就德州扑克？”黄昌笑着看了亭爷一眼，“老亭，你没意见吧？”

“没有。”亭爷喝了口茶，“你做庄。”

黄昌发牌。

牌发完，桌上四个人――黄昌、我、亭爷，还有一个黄昌带来的手下，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姓赵，长得五大三粗，一看就是练家子。

第一把，我看了一眼自己的底牌。

一对k。

不错的牌。

黄昌率先开口：“加注，五万。”

他推出去五个筹码，动作很随意，像是在丢几块糖。

亭爷弃牌。

赵跟注。

我看了一眼公共牌，翻牌圈是k、3、7。

三条k。

我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